文：賴彥甫（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碩士）
地理學為什麼要談身體？這個問題一開始就令人感到困惑，因為身體和地理看起來是兩個八竿子打不著的東西。受到身心二元論如抽象的理性的心支配著實體的非理性的身體這樣觀點的影響，身體向來不被地理學重視。這種認為人由理性的心所支配的看法，其實早在人本主義地理學的脈絡中即備受挑戰，例如大衛西蒙（David Seamon）認為應將人的主體視為有身體的主體（body-subject）[1]；而到了80、90年代女性主義地理學的脈絡中，則更被揭露出其內涵的男性中心主義而遭受批評 [2]。身體或者說體現（embodiment），便在這樣的狀況中獲得關注、討論與理論化，尤其是在近幾年強調實踐的分析觀點如「非再現理論」（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的發展下，體現甚至成為重要的分析視角。要說明體現的內涵及其和地理的關係，理應當要先梳理身體在地理學中的概念流變，但因為篇幅有限以及像這樣特定學科歷史的內容比較不好消化，所以我在這裡僅提供一篇文章供有興趣的讀者們參考，是由Hubbard、Fuller、Bartley三人在2002年合寫的〈身體的地理〉（‘Geographies of the Body’）。
「體現」這個概念在地理學中的發展是分歧的，即便在字面上都是寫體現，也都在呼籲人們關注身體經驗，但其實它們的意義相差甚遠。我以90年代女性主義地理學和90年代中期的非再現理論各自談的體現作為具體的例子。女性主義地理學在90年代初期的時候批判了地理學知識的男性中心主義。由於地理學在知識生產的面向上忽略了女性的經驗，因此像Rose 在 1993 年便指出身體是鬥爭的位址，認為透過對有差異的身體經驗（例如懷孕的身體）的討論能用來理解女人如何受男人支配與壓迫[3]。在此，空間中的性別經驗乃是奠基於身體生理差異的基礎上，所以這邊談的體現，指的是有生理差異的身體令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產生的不同的「社會－地理經驗」。
不過，在90年代中期由蘇里夫特（Nigel Thrift）提出的非再現理論中，體現的意義就不是這樣了。蘇里夫特（Thrift）部分援引了拉圖（Latour）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德勒茲（Deleuze）談的情感、梅洛龐蒂（Merleau-Ponty）談的身體等概念，提出一支強調關係性思考（relational thinking）的地理學。情感作為非再現理論的重要概念，基本上說的是存在於身體、物與環境之間移動的一種模糊卻可強烈感受到的氛圍。蘇里夫特在 2008 年指出情感是生產出可見的引導力量的一系列體現實踐（a set of embodied practice）[4]。這裡所說的體現，和女性主義地理學一樣強調身體的生理特性，但不同的是它著重的不是把身體當作是差異的證據，而是肯認身體作為肉身的感知能力，以及它得以據此作出回應的能力[5]。從上述說明中可以得知，體現在地理學裡是歧異的，也因為地理學對身體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方式，所以切入分析的角度也相當不同。以下，我將從非再現理論的角度，透過音樂展演（performances of music）來說明體現的概念意涵。
所謂的體現，可以將其理解為實踐的經驗對主體性構成產生影響的方式，例如情緒地理學者 Wood 從音樂展演的角度所提出來的體現概念即按此道（p. 60）[6]。非再現理論所談的身體指的是情感的身體（affective body），且認為身體是無法與地方相分離的。另一位地理學者 Duffy 即從聽音樂的經驗出發，指出聲音不單只是日常生活的背景，而是透過身體來經驗聲音、進而提醒我們地方和人們是如何像聲音與身體之間那樣交織在一起（p. 132）[7]。
由於體現總發生於特定的時空脈絡之中，因此從體現的觀點所發展出來的地理學，有助於我們去捕捉人們的主體在特定時空脈絡下的生活經驗中如何產生流變的動態性。舞蹈是個用來說明上述體現概念的好例子。
在夜店裡，夜店客們受到氛圍的驅使，例如酒精飲料或是絢麗燈光的催發，又或是DJ播放的音樂很正點，令經驗音樂的身體不自覺地跟著舞動，甚至促使那些原本待在場邊不願意涉入的身體（是或有意或無意）移動至舞池中加入眾人的行列，一同狂歡。在台北同志夜店G Star裡，由於它主打的Asia Pop乃是以女歌手作品為主的中、韓文流行舞曲，因此該音樂節目在同志圈中被認為是個很「騷」的流行文化。而現場有些夜店客即便不喜歡這樣感覺很娘的音樂節目，卻還是會受到氣氛的感染而進到舞池中跳舞。其中，有些人在其日常生活中並不會意識到自己的同志身分，但當他進入舞池與他人共舞甚至站上舞台模仿女星跳舞的時候，會因為意識到自己行為很騷而進一步在感覺上與同志社群產生連結。夜店客的同志主體因而在展演音樂的當下產生位移，原本不自覺的變得自覺並與現場的男同志們呼應共鳴。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夜店客們展演音樂、經驗音樂的身體受到現場氣氛的驅使，在空間中由人與非人等組成元素加以湊組，形成一種能夠揭露主體乃是處於流變狀態的分析觀點，且注意到該主體的位移乃是在特定時空情境和組構條件中可能發生的情感效應。
無論是90年代初期女性主義地理學又或是後來的非再現理論，它們的發展讓地理學注意到身體作為思考觸角的重要性。這樣的發展對地理學的次學科如音樂地理學造成相當重要的影響，比如說從文本轉向對體現的關注[8]。正如前所述，體現這個概念在學科中的發展是異質的，所以它們對地理學的重要性也就必須從不同層面來界定。暫且先不論箇中差異，也不論其中存在的歷時變化，對從身體出發的地理學進行討論，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地理學如何界定人和地方之間的關係。在此，與其他談論體現的學科不同的是，地理學認為身體及其感受是無法與其所身處的環境相分離的，也因此，地理學便強調將地方納入情感分析之中。而這樣的想法正是建立在體現這個概念的基礎上。從這個層面來說，也難怪Duffy在探討音樂經驗、情感驅力與地方創造彼此之間的關聯性所採取的方法論時，會說：「擁有一具身體之必要。」
註解
Hubbard, P., Fuller, D. and Bartley, B. (2002). Thinking geographically: space,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human geography.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Longhurst, R. (1995). VIEWPOINT The body and geography. Gender, Place & Culture: A Journal of Feminist Geography, 2(1), 97-106.
Rose, G. (1993).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pp.29)
Thrift, N. (2008).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pace, politics, affec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p.175).
後來，女性主義地理學對非再現理論的身體觀提出批判，認為強調身體感知的非再現理論忽略了身體所具有的差異性，進而有去政治化的危險。相關論辯可見Colls, R. (2012). Feminism, bodily difference and non-representational geographi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7(3), 430-445.
Wood, N. (2002). “Once more with feeling”: putting emotion into geographies of music. In L. Bondi, (et al.) (Eds.), Subjectivities, knowledges, and feminist geographies : the subjects and ethics of social research (pp. 57-71).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Duffy, M. (2013). The requirement of having a body. Geographical Research, 51(2): 130-136.
Revill, G. (2004). Cultural geographies in practice: Performing French folk music: dance, authenticity and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Cultural Geographies, 11, 19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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