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開洋
在 2023 年 2 月 24 日的上午，新加坡國立大學地理系的楊偉聰（Henry Yeung）特聘教授來到台大地理系和研究生分享自己的學思歷程。楊教授專精於經濟地理學，曾擔任多本相關領域學術雜誌編輯之一長達20多年，他最有名的是在全球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下，提出GPN2.0的理論和戰略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的解釋概念；另一方面他也興趣廣泛，即將在本年底出版英文新著《地理學的理論與解釋》（Theory and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從後殖民主義與文化理論提出全球南方可以對學術理論的貢獻。
咬下一口資本主義
楊教授分享，他是廣州出生，爸爸是印尼出生的客家人，因為碰上蘇卡諾反共的排華運動，回到了中國大陸；至於媽媽則是廣東中山人。父母都是工程師的楊教授，在文化大革命時跟著媽媽去派駐到武漢，在武漢長大。由於爸爸是以華僑身份定居，在中國改革開放後符合移民資格，全家人便在 1979 年分三批移民香港（他和爸爸先去）。當時每天只准許 120 個家庭赴港，楊教授還記得當時的深圳是村子，當他坐在火車上，印象還很深刻：
「我是文革中長大的人，但是我沒有想像中的記憶，主要還是香港。去香港的時候好像是小五，當然是天堂。在深圳去到羅湖那一個 moment（時刻），上了往香港的火車，有人在賣油雞腿。我和爸爸那時候在火車上等開車，通過火車窗口買了一隻，第一口咬下那個油雞腿的感覺，到今天都還記得，原來這就是 capitalism（資本主義）的味道。」
來到香港後，在英國制度下，學科教育都有地理。因為殖民地經營需要製圖的歷史，即便到今天英國仍重視地理。依照當時的香港學制，小學畢業後中學（secondary school）需要讀五年，最後兩年是預科，再上大學。楊教授笑著回憶，那時候的地理課很無聊，就是教世界最多人的地方，城市規模是多少等等，但他碰到一位好老師，啟發他對自然地理的興趣。
來到新加波
「Basically I'm geographer all the way, I have never not done geography in my whole life. （基本上我一直都學習和從事地理，我這輩子從來沒有做過不是地理的事情。）」在中六、中七這兩年，楊教授選讀了地理、經濟與歷史三科。就在這時，香港確立了將要在 1997 年時回歸，楊教授說有句廣東話是「拋鄉背井」，當他父母親想到過去的辛苦，聽到這消息就要他離開香港。那時新加坡正想吸引香港人才，楊教授拿到新加坡政府的獎學金，便來到了新加坡。
楊教授說，這個獎學金的背景是當初的新加坡特別缺男性地理老師，畢業得去高中教書。而很幸運的，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符合另一項留學制度，得到新加坡國立大學系上將贊助全額獎學金，並提供一份工作去讓學生到國外攻讀博士學位，去英國唸書不需要擔心工作薪水。所以1992 年擔任資深助教（senior tutor）以來，楊教授說他已經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服務了 31 年；他認為他很幸運，剛好碰到新加坡政府正鼓勵大學轉型重視研究發展，才有這般機會，繼楊淑愛（Brenda Yeoh）、江莉莉（Lily Kong）兩位知名人口與文化地理學者後，畢業回到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
楊教授分享，本來他也想到國外攻讀文化地理，「我的大學研究是關於新加坡的烏節路，訪問四百個新加玻人的心智地圖，研究都市形象。但是我的系所跟我說，你的英文不夠好，而且系上一位經濟地理老師正準備要離開，所以就到國外念經濟地理了。」因為還是想回到香港與新加坡做研究，楊教授想想，博士論文就研究香港在東南亞投資的家族網絡，到現在他都在從事跨國公司研究不間斷。
翻書翻出來的指導教授
楊教授說，英國大學學制跟美國不一樣，是一人指導，甚至在 1990 年代早期指導教授可能還帶點家父長權威性（hierarchical），但他真的很幸運，遇到了彼得．迪肯（Peter Dicken）教授：
「那時可不像現在有 Google Scholor，更沒有網路！你只能從圖書館目錄讀到一個人的最新著作，再從引用文獻去反向追蹤。我只是因為在大四時的經濟地理課上讀到一本《全球轉移》（Global Shift）第一版的著作，這位在曼徹斯特大學的教授就成為我的第一選擇，因為他的工作就是我想做的。」楊教授說。
當時他正在權衡的另一位教授是薛偉德（Nigel Thrift），80 年代他在澳洲時做的跨國公司研究也很吸引他，而薛教授一直有文化與經濟的研究兩面向。「當時不知道他已經在讀法國哲學家德勒茲的著作，如果我去唸了布里斯托大學，可能我就去研究非再現理論了，但我們保持友好的聯繫，他最後還是我的外校口委。」楊教授笑著分享。
研究是一份微妙的工作，楊教授說他不知道該如何準確形容最後他和迪肯教授的關係，只能用「我是他的中文兒子，他是我的英文父親」來表達一生很難遇到的人。在英國，楊教授近距離觀察這些教授的工作，大開眼界。一般被認為難以刊稿的《環境與規劃：A》（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或者《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刊》（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對這些教授來說不過是吃飯一樣自然。還有，當時他的博士班同學有Kevin Ward、Martin Jones 等，現在都是都市地理、政治地理界的知名教授，甚至去當了大學校長。在這些同學身上，加上自己的興趣，這幾年來他大量閱讀政治、都市、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等著作。
他笑說，教授這份工作和在摩根史坦利工作最大的不同，就是如果投資銀行界錢少賺了就會被炒魷魚，但教授的 IP 是積累性，誰都拿不走。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當要簽下助理教授為長期約時，就希望所有人都能達到頂標（first peak of excellence）的高度。在經濟學中，寇斯（Ronald Coase）憑恃早期提出的公司理論（theory of firm）拿到了諾貝爾獎；在社會學，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以他的早期鑲嵌性（embededness）概念知名，但大多數學者需要宛如申請專利的一年年提出新研究，才能保持領導性地位。
英美地理學的差異
在提問階段，首先同學請教授分享英國與美國地理學的發展差異。教授說，簡單區分能發現美國地理學有二分之一是地理資訊科學，而且華人——特別是中國大陸——佔了不少的角色；剩下的二分之一中，約三分之一是自然地理，三分之二是人文地理。
英國則不同，因為地理資訊系統在美國的成熟發展，佔比可能不到五分之一，與自然地理一樣，剩下五分之三都是人文地理，而且這五分之三人文地理之中可能有再五分之三都是文化地理。教授說，這個估算可能太概括，但他的意思是英國出現一種令人不安的過度偏向社會與文化地理，從《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刊》裡面的文章就能看出來。
不過，無論如何，與其他學科相比，地理學者都是對各種理論最開放的，而這其中還不包括技術地理與自然地理學的範疇。教授笑著說，他知道學生都會覺得地理學太複雜與多元，覺得美國地理學會年會（AAG）太多人，但要知道他也是在 AAG 開會見過克魯曼（Paul Krugman）和他一起吃飯，經濟學者簡直是種不同的生物。
達到頂尖卓越
接著，有位同學請問教授他想在碩論就從事跨國比較研究，卻擔心無論是地緣政治或發展規模的差異，如何控制比較變數。教授回答，永遠要注意研究表現是第一標準，也就是如何達成first peak of excellence（頂標）。
首先，是要有興趣，如果題目已經決定了，另一個建議是發表英文，才有高影響力，並注意論文被接受的標準不是因為這個題目沒有人做過，而是要自己定義向別人證明自己有什麼實質貢獻，經驗研究在什麼樣的論辯上提出了什麼樣的新證據。
楊教授說，最重要的是概念（concept），要確保一篇文章有新思想，而且這個思想在這學術領域是新的。所謂「新」，是相對於既有文獻而言，所以文獻回顧非常重要，不只是讀，還要想是否能夠「融會貫通」（command the literature）。如果能把既有概念提升更精確清晰的層次，那其他人就會更難駕馭。不過務實一點，他認為現有有些文化地理學者已經概念過度詰屈聱牙，沒有解釋的就丟下太多的引注，會使人閱讀困難。
說到理論，楊教授想起一件趣事。他還記得剛到曼徹斯特大學，他問指導教授彼得．迪肯的第一件事是：
「為什麼我們亞洲人永遠要用你們的理論來拿回亞洲拼一拼，然後結語說：『啊，沒錯！在某種程度上我的發現能應用在所有事物上！』」
教授要我們在場的學生們想想，如果你是教授會怎麼回應當年的他？
「如果當年我教授回我說『那就是因為你們太笨了！不照做我不讓你論文通過！』那就不會有今天的我。那他說了什麼？
他說：『對啊，沒有理由你一定要用我們的理論來 apply 啊！所以你最好去 develop 一個 new 的理論，要不然我不 pass 你的 PhD！看到了嗎？也是關於不 pass PhD，But in a different way。」楊教授說，因為當年那句話，他受到啟發到現在，原來我們不是只要被牽著鼻子來就是跟著理論走就算了。
那時的經濟地理最大辯論，正在於後福特主義的彈性專業化，無論是矽谷還是第三義大利，都發展了成熟的彈性生產系統，但那和當年的他關心香港東南亞投資在理論上沒有關係，在老師的鼓勵下，就在 1994 年發表有關商業網絡的研究，回應彈性專業化論辯，沒想到他還是博士生而已，頭五年文章就有不少引用率。
他感謝他的指導老師，當年還拒絕了他禮貌性的請他掛名文章作者，他一直以為是教授覺得他的論文不夠格，所以不想掛名，後來他還知道教授是為了他好，怕他以後找工作時大家會以為這其實是指導教授想出來的概念。
另一個同學的問題則提到，自己擔心「一個樹倒下時，如果都沒有人聽到」的研究，還是研究嗎？也就是基於過去曾經修習過經濟學與公共政策的經驗，同學發現地理學，可能比如是批判地緣政治研究，如何有可能更實踐的發揮策略上的效果。
教授回答，他理解的意思是如何在政策上發揮實際影響力，他曾有機會在世界銀行與其他國際組織撰寫諮詢報告，並與前 IMF 總裁拉加德有七分鐘的時間談論全球生產網絡的意見交換。但他不會尋求額外的政策性工作，特別是在媒體前亮相。
他認為，他不是廉價下游承包商，他的角色是高端學術知識分子，工作是要推進新知識，也希望能提供其基本立場的解釋。但這也考慮具體環境，相對香港與新加坡，在許多他認識的泰國或馬來西亞同儕，因為薪水關係身兼政府職務。另一方面，美國現在的學術待遇也比英國來得好，持平來說他現在會鼓勵學生去向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等學校發展。他最想做的是，就是影響學生的 CPU 而不是記憶體，記憶體可以自己去買擴充容量，但是 CPU 只能經過訓練才會成長，教學生如何像學者一樣思考。
最後一個問題，則聚焦在研究適用全球生產網絡的可能性。在聽完那位同學的論文大綱及採用 GPN 的理由後，楊教授的建議是要確立一個理論採用時，它能解答哪些問題，哪些不能。在他聽來這份研究大綱更偏向討論治理與技術的關係，而這些不是全球生產網絡在處理的問題，也就是公司與超出公司外，產業各生產環節行動者之間的關係。
教授鼓勵同學們想想自己的研究最終的產出是可能是什麼，並試著用簡單的話解釋清楚，如果自己的父母都聽不懂，那麼就不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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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偉聰教授是一位見聞多，特別是對學科發展史及其各領域代表性人物都有深入了解，透過教授的學思分享還有問答回饋，每位學生都聽到了自己一些研究上和地理學之間的關係補充知識。楊教授的熱情反映在他的知識分享，他親身示範了一位學者該有的衝勁，我們感謝他幾乎要到兩個半小時的面對面座談，讓所有的研究生都收穫滿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