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開洋
＊本文為人文地理學沙克爾頓系列演講之一 "Beyond situated knowledges in human geography: “theorizing back” and making (Southern) theory work" 的紀要
2023 年 2 月 23 日下午，新加坡國立大學地理系特聘教授楊偉聰（Henry Wei-Chung Yeung）到台大地理系演講。楊教授專精於經濟地理學，曾擔任多本相關領域學術雜誌編輯之一長達 20 多年，他最有名的是在全球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下，提出 GPN2.0 的理論和戰略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的解釋概念。此次講題，楊教授主要分享了另一部分他針對地理學本身理論建立過程與全球南方個案能帶來的意義思考，建立在他預計在 2023 年底出版的新書《Theory and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編譯：地理學的理論與解釋）部分章節內容進行闡述。
演講開始，楊教授首先分享在他三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他長期關心跨國公司與全球生產網絡的研究，也對於經濟地理以外的學科訓練感興趣。開場時發生了「烏龍」，面對台下各領域各年級的地理學者，楊教授卻放了一張台積電廠房的投影片。「今天這不是場關於地緣政治和半導體的演講，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放這個……哦不，更多的台積電投影片，也許是錯誤的簡報。」楊教授說因為已經放了，還是順道一提關於台積電要從新竹再往台南開設 3 奈米晶圓廠的新聞，實際上預留了一個演講內容的伏筆。
「不過今天的演講是討論『情境性』這個議題。」當楊教授問起台下多少位並非專精經濟地理時，幾乎所有人都舉起了手。「我相信我正與一群非經濟地理學家交談，我是真的想談談理論，談談情境知識的概念定位。」楊教授說，即便情境知識是女性主義地理學的概念，但他用自己的方式提出案例反思以及在理論構建方面的經驗，並證明僅僅認識自己工作上會用到的理論，與被他們定位為某類學者是不夠的。
楊教授表示，他的新書是向著名的地理學者大衛哈維在 1969 年所出版的《地理學解釋》（Explanation in Geogrphy）致敬。從批判人文地理學的討論開始，然後進入各種現象學、文學還有後人類主義以及女性主義和後殖民等各種理論。在新書第六章中的討論主題，正是情境知識的理論化，質疑從地理學的角度說這些理論有什麼意義。
從知識生產的位置性到情境知識
楊教授從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學者唐娜．哈洛維（Donna Haraway）說起，在她 1988 年回應另一位女性科哲學者珊卓拉．哈定（Sandra Harding）立場論的名著中，她認為知識是有位置的，因為它們有所標記。而它們之所以被標記，是因為「你就是你」，你產生的知識是由「你是誰」來標記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地理學上例如人文地理學者吉莉安．羅斯（Gillian Rose ）的著名論文也開始討論地理學與女性觀點出發的情境知識關係。
楊教授說，作為批判性的人文地理學者，特別是身處非西方下的亞洲地區，了解情境知識更是關鍵。我們了解自身知識的產出時，不可能不脫離脈絡。但他今天的演講想提出的根本挑戰是，這種認知就足夠了嗎？ 只是說我們的知識正如女性主義學者所說的那樣，我們的知識具備位置性（positionality）這就足夠了嗎？
楊教授表示，這就是起點。地理學者德瑞克．格雷戈里（Derek Gregory ）在《地理學想像》書中，給了一個特殊的論點：西方理論實際上在他看來是個危險物品。他說，無論我們是誰，歐洲人都不必在歐洲高等理論或西方理論或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接觸歐洲人，為什麼？ 因為所有這些理論都是特權的一種標誌，甚至馬克思本人也有特權的痕跡。
馬克思實際上是在了一張位於英國曼徹斯特圖書館的書桌上發展了他的思想，而恩格斯則在這張桌子上，寫下他的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我曾和我的老朋友劉衛東先生一起去看過那張馬克思的桌子。你們去過曼徹斯特嗎？那就在切塔姆圖書館（Chetham’s Library）。」
楊教授說，他的意思是即使馬克思理論也需要檢驗，因為那是他基於在英國經驗產生的學說。在某種程度上，人們可能會因此爭辯說，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是非常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ion），從地理學者格雷戈里的角度看來，那些理論思想被賦予了起源後，接下來就要對他們足跡紀錄的系譜做出審問：「當我們引入那些西方理論時，我們需要考察他們的起源。正如他（格雷戈里）所說，知識份子的政治行李（the political intellectual luggage）必須申報，就像我剛下台灣的飛機，過海關也需要聲明我沒有帶任何農產品入境，否則我不會出現在大家面前。我會被關在桃園機場接受檢查，確保我沒有帶禁運品。格雷戈里要爭辯的是，這並不意味著僅僅因為這些理論有特定的起源，我們應該要禁止輸入這些理論（embargo those theories），而是我們應該小心知道它們的起源，知道它們所處的位置。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引進西方理論時，按照經濟地理學的詞彙來說，我們可能需要『徵收關稅』。」
楊教授說，僅僅認識到知識定位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真正參與並回到理論核心。為什麼理論化很重要？楊教授認為，當前後殖民理論中，借用倫敦大學地理系塔里克．賈澤爾（Tariq Jazeel）的《後殖民主義》說法，必須明白即使是後殖民理論，也有被視為「正在形成一種理論」的理論之危險。實際上，後殖民理論只是一種批判主流思想的思想，批判所謂被排除在外的思想，否則就有被物化的風險，而物化意味著固化。
在發展地理學中，已故的大衛．斯萊特（David Slater）在《地緣政治與後殖民：重新思考南北關係》一書和他的其他著作中，提出了西方發展理論現實案例是如此的帝國主義。例如，我們從現代化理論中知道如果遵循某些步驟，就將起飛。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所謂的全球北方的經驗，如果願意假設遵循全球北方的模式，就好像全球南方的發展將永遠如此，這就是他與香港大學林初昇教授在 2003 年發表論文的借鑑來源。
在人類學，著名思想家阿帕杜賴（Arjun Appudurai）在他的《消失的現代性》一書中和隨後的文章中提出了類似的案例，全球南方的研究不應該為所謂的西方理論工廠提供經驗數據，也就是「西方做理論，我們做經驗」：向西方提供數據，供西方進行理論研究。 那麼到底什麼算作新知識？楊教授認為，我們知識社群對於判斷和問責的認知，就是追求知識的核心來源。為什麼它很重要？因為它將在所謂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話語劃分中，幫助我們克服所謂的剝削和統治關係。
從酷兒理論家最新的論述中，傑斯比爾．波雅爾（Jasbir Puar）在 2007 年的專著爭論同性戀民族主義（homonationalism）的概念是什麼？特定酷兒行為如何與美國國家安全感的存在相關？例如，如果想到伊拉克案例的話，就是伊拉克同性戀人士與在伊拉克的美國士兵之間的關係。透過這些論著，楊教授指出這些來自全球南方的酷兒理論生產，經常被稱讚為意味著美國酷兒理論之外，代表了地方特殊性證據，特別是 2017 年的 10 週年紀念版對 2007 年初版書的反思。
楊教授回顧，自從他 2001 年開始就參與了《環境與規劃：Ａ》（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PA）這個期刊的編輯工作，就曾針對解決社會科學知識中的地理偏見發表了一篇社論，認為知識平等權力的美好時光應該要開始了。因為在西方提供理論的這種權力關係下，非西方學者用經驗應用的方式對於社會科學能真正進步是一個障礙。
「那時候的編輯群有崔佛．巴恩斯（Trevor Barnes）、艾瑞克．謝波德（Eric Sheppard）、雷．約翰斯頓（Ron Johnston）、傑米．派克（Jamie Peck）、莎拉．華特摩（Sarah Whatmore）與薛偉德（Nigel Thrift），其中薛偉德還是我的博士論文口試委員。因為他們發現自己對亞洲知之甚少，所以邀請了我。我那時認為必須嘗試將研究工作和發現，與所謂主流中正在進行的辯論聯繫起來，即使這可能意味著有所矛盾，導致和西方理論的規範之間產生衝突，還是要試著與他們這些來自北方的同行交談。」楊教授說。
楊教授的新書基本上是建立在了很多個人故事的個人思考上，寫了很多故事帶來的反思。楊教授分享，當年如果他選擇了就讀布里斯托大學地理系，跟隨薛偉德教授完成博士學位，可能現在他就是研究非再現理論（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NRT）的學者了。「所以每次當薛偉德遇到我時，都會開我玩笑說，他只是我心目中的第二志願，因為我去曼徹斯特跟了彼得．迪肯（Peter Dicken）。但薛偉德是個好人，是他招募了我加入EPA擔任編輯。」
楊教授認為，公平地說，比起許多其他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等社會科學來說，地理學更容易接受多元意見，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如果自認地理學者，應該要對於地理學的開放性感到滿意。但同樣地，地理學仍有頹勢。
理論化需要因果和解釋性
澳洲社會學者拉文．康奈爾（Raewyn Connell）提出了一個強有力的南方理論個案。對她來說，理論是從大都市之外產生的，大都市意味著歐美是知識生產的殖民中心。如果位居邊陲的社會科學過度依賴來自大都市的理論，便意味北方理論就會免於接受其應有的脆弱性。也就是，如果我們總是依賴西方的理論，那麼那些理論就自動免疫了。有了病毒，才有所謂的免疫，也就是免於受可能的批評。這就是為什麼必須將所有理論問題化，提出任何可能的質疑、反駁、反推，所以這就是他在即將出版的新書中的出發點。
他說，他的論點是如果一個理論有足夠因果（causal）和解釋性（explanatory），那麼就應該有更好的機會進行理論化。而這個陳述的前提是，許多既有理論都具備足夠的解釋性。楊教授表示，科學哲學學者拉圖（Bruno Latour）曾明確說過，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不是一套解釋性而是描述性的工具。如果進入後結構主義理論，回到德勒茲的《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也是意味著只有描述性（descriptive）、過程性（processual），而沒有因果性和解釋性。即使是令人景仰的傑米．派克（Jamie Peck），他的成果也多是屬於過程性描述。如果單談論新自由主義化，那是一個過程，本身並不意味著是一種解釋，但是很多人把新自由主義當作具有因果性和解釋性的理論了。
在此，楊教授引用了都市理論學者安娜亞．羅伊（Ananya Roy）的一段話。羅伊教授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工作，以批判都市理論中聞名。身為一位在學術核心單位工作的學者，同時具備印度血統，她說即便儘管做了所有工作，她的研究還是得到了她稱之為「引註的不在場證明」（citation alibi），也就是你的論文會被節錄、甚至被引用，但這種引註是一種不認為你有真正提出新理論的藉口。因為引註方會說已經包含了你的觀點，卻也僅此表達了知悉而已。以都市理論為例，作為法國理論學者的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經常被引用，但是他也最終被納入批判地理學的自由進步敘事，成為了引註的不在場證明。而當一位已經是在地理學中著名的加大洛杉磯分校工作的學者仍會深覺受到如此待遇，那麼對於身處世界學術體制邊陲的我們來說，所謂宣稱的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是否真是這種情況？
楊教授又提到了由地理學者娜塔莉·歐斯文（Natalie Oswin）在 2020 年於《人文地理學對話》（Dialogue in Human Geography）發表的評論性文章，她和倫敦大學學院的珍妮．羅賓森（Jenny Robinson）教授都不約而同有了和上述羅伊教授一樣的感受。連這些學術領導人物都覺得自己沒有被公平對待時，楊教授指出在我們的背景下，如果我們的理論能有更高的解釋力，或許我們可以幫助扭轉這種西方主流理論建制。
話語（discourse）為什麼這麼重要？ 楊教授說，第一個原因是，要明白我們這些學者在全球北方之外的研究工作不是幹蠢事；其次，我們可以反駁、「頂嘴」（speak back）。文學理論家史碧華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曾問過一個問題：「庶民可以發言嗎？」（Can subaltern speak?）很多人以為她當年的意思是庶民沒辦法說話，但其實她是說庶民會說話。
其他的女性主義學者例如前面提過的哈定則說過每個人都可以凝視（gaze），你可以反駁（talk back）。女性主義學者莎拉．艾哈邁德（Sara Ahmed）談到在面對她所稱之支配性男性理論（dominant masculine theory）時，你可以回嘴（speak back）。
另一位女性主義者凱倫．巴拉德（Karen Barad）的概念相對有點複雜，因為她是物理學出身。她證明我們所有關於反身性（reflexivity）的討論都是胡說八道，所謂的反身（射）（reflection）只是對著一面鏡子直進直出。鏡像並不夠好，作為物理學者，她認為需要的是繞射（diffraction），意味著當五個訊號進來，也許三個訊號是從了另一個方向出去。楊教授指出，這些字詞不只是在玩文字遊戲，也具有概念性：繞射意味著採用西方理論，但你實際上會得出與西方理論不同的結果。
楊教授認為，當像史碧華克這樣的後殖民批評家，也會證明即使處境更居弱勢的庶民有能力發聲，並在 1999 年發表的回顧文章時更明確的說出這點。在薩伊德 2003 年發表回顧 25 年前的《東方主義》書中，也站在一個相對更正面的立場，指出無論讀者是誰，特別是如果你覺得你是發言權利被剝奪的庶民，你會生氣並非常努力地去爭取機會，因為事實上，正如 20 世紀解放運動的歷史所證明——庶民可以說話。
楊教授說，這本新書並不是真正關於他的理論，實際上是關於人文地理學的理論狀態。他對此感到非常扼腕，因為他所檢視的理論狀態，泰半是英國地理學界，而英國地理學界是他在知識分子意義上的「家」，而且他一直在過去數十年於《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刊》（Transaction of British Geographers）與《人文地理學進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中發表研究。
經濟地理學中的理論化例子
最後，楊教授談回了台積電。
他說，其實他一開始的那幾張投影片並不是意外。「現在你知道我一直在做什麼？我不僅僅關注台積電製造的 3 奈米半導體晶片，還有疫情期間給我機會做我喜歡的東西。但接下來我想透過案例，演示我是如何在經濟地理學中做這件事的。」
楊教授提到，在他 2003 年與林初昇教授合著的論文中，已經針對經濟地理學中主流理論的情境性提出質疑，並問了兩個不容易解答的問題。第一個是，為何從量化革命、馬克思主義、彈性專業化到文化轉向，主流經濟地理理論都如此占主導地位，彷彿它們是普遍理論能夠解釋不同的經濟地理過程？第二，為什麼區域研究和區域地理學的理論洞見，至今未能抓住那些主流經濟地理學理論的想像力？這個在 20 年前就問過的問題，楊教授從回到他的理論知識全球生產網絡（GPN），以台積電非常重要的機器 ASML EUV 開始說起。
這台機器能製造 10 奈米或更小的晶圓半導體，半導體的全球生產網絡就是從矽谷設計晶片，然後是新竹生產包裝。這些理解現在已經被概念化為一個特定的理論，楊教授認為這個理論能解釋為何拜登要強迫台積電去德州設廠並不容易，因為即使在台南建 3 奈米晶圓廠，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在台南複製新竹經驗。
晶片製造不僅僅是工廠、機器，而是攸關整個引擎的問題。台積電發言人曾說過，他們的工作就是中央廚房，而任何在台積電工作過的人都知道，中央廚房不該僅有炸槽和任何與煎炸食物有關的設備。對麥當勞或法國三星級的米其林餐廳來說，要怎麼調理出更好吃的食物？那就是隱性知識，也是台積電的目標。
隱性知識的重要性在於幫助理解儘管有地緣政治上的考量，為什麼在全球生產網絡下半導體晶圓不能輕易被重新配置。而楊教授在 GPN 理論化的其中重點概念是戰略耦合（strtegic coupling），一個基於東亞發展經驗顯示，區域可以透過與全球過程聯繫起來發展的過程。區域發展不能只在國內的內生層次理解，在新區域主義思想影響下，依照經濟地理學中的制度主義觀點，楊教授及他所參與的團隊選擇採取他們稱之的外生觀點。楊教授說，這個是在他當年到曼徹斯特休假時完成了兩篇研究（第一篇、第二篇），他們透過戰略耦合概念，將著名的都市與經濟地理學者邁克爾．斯托伯（Michael Storper）的區域資產（regional asset）理論對接 GPN。
楊教授說，當時他們是根據BMW在東南亞的生產網絡產生了這篇理論化的經驗研究，他在2009 年發表於《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的一篇文章中，將這個以後為 GPN 2.0 理論的基礎概念進行更詳細的提煉；換句話說，戰略耦合是一個東亞發展出來的理念，已廣泛用於各種研究，不僅幫助我們真正從東亞的一些經驗中理論化，這種「全球-地方耦合」（global-local coupling）的思想還有助於理解所謂「非領域化」（non-territorialized）的經濟活動、知識、技術等等流動，同時了解特定區域以及更廣泛的全球經濟，所以「戰略耦合」現在被廣泛用於解釋經濟發展成果，並被視為挑戰了大西洋後政治轉型中的內生性支配性框架（dominant framework）。
楊教授說，在新區域主義的早期，艾許．阿敏（Ash Amin）與薛偉德等人於提出過「制度厚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理論，他們的研究都是根基於歐陸，雖對今天有關通貨膨脹等區域多元化的討論影響仍然很大，但這些經濟地理學的早期工作都忽略了一個事實：實際上，即使在歐洲和北美的主導核心，許多生產過程也將與實際生產所在地所發生的事物有關。
楊教授舉例，以在場的徐進鈺教授研究為例，他的研究就闡明如果不了解新竹，就無法了解矽谷，反之亦然。我們所說的矽谷是什麼？是指發明積體電路還有晶片的英特爾公司。英特爾直到 2016 年英特爾在製造方面都處於領先地位，此後才被台積電反超製造技術優勢。現在，新竹和台南現在成為世界半導體製造的主導核心，而幾年前沒有人會知道這一點。
楊教授的演講回到史碧華克。他說，史碧華克曾批評傅柯和德勒茲兩位法國理論學者忽視了帝國主義的認知暴力，這兩個人也忽略了所謂的國際分工。這樣一來，一個自我指涉的西方理論本質上是垃圾，因為它是建立在對其他國家有所要求的帝國主義之上。史碧華克這種觀點，正是說明透過身處被殖民的世界，才產生主導的核心，而 GPN 就能打開所有這些跨區域聯繫的黑盒子，幫助我們理解無論是在全球北方或全球南方，核心競爭動態與因果驅動因素如何解釋發展成果。
非英語使用國家的理論化？
在提問時間，洪伯邑教授提出，作為一名台灣學者，與新加坡不同之處在於英語不是主要語言。當台灣學者談到嘗試理論化時，事實上，一般來說仍被迫使用英語作為主要語言來表達自己，在以英文出版物為主的平台上表達自己的概念，他覺得仍被限制住。如果英語是人類生產知識交流的主要語言，那麼就理論化的循環上，想知道楊教授如何看待語言作為理論表達的一種潛力或限制？
楊教授回應，首先他完全理解對所謂英語的語言特權（linguistic privilege）看法。他認為這不只是在台灣，也有德國學者寫過類似批評。他自己的立場是，如同他當年在 2001 年發表於《環境與規劃：A》的社論，他明確認為學術社群很難不用英語來做。或許英語不是母語，所以處於不利地位，但台積電何嘗不是如此？台積電的成功是基於飛利浦半導體的技術轉讓，而現在飛利浦沒有半導體部門了，這意味著追趕是可能的。
為什麼這麼說？楊教授舉了親身的案例：他是在 11 歲才從廣州到香港後開始學 ABC。 所以需要的是時間與專注，花一些時間思考、閱讀和寫作，不需要每個人都是把英語當作第一語言，但每個學者都必須有審視困難文本的決心，得花時間。他也花了很長時間嘗試讀法國哲學學者德勒茲的作品《千高原》，但還是不完全明白，頂多掌握了75%（楊教授笑著說，有時當讀起來一篇文章很吃力的時候，或許可以假設是作者的論述不夠清楚）。身為同時也是編輯、審稿人與作者的楊教授，他說要明白寫論文先必須有一些先決條件：首先，你的英語一定要合理；第二，其實比較難的是時間投入。
挑戰知識生產既有秩序的編輯工作？
洪伯邑教授隨後又提出第二個問題。他表示，作為當前的國際期刊編輯群之一，他還在思考知識生產與非殖民化的關係，到底要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作為編輯，當然鼓勵所有亞洲學者的著作和理論回到西方社會的主要期刊；但與此同時，大多數審稿人仍然依賴所謂的西方理論來評判一個人的寫作。那麼作為編輯，我們如何做到這一點？ 然後從長遠來看，怎麼做出一點改變。
楊教授指出，他認為從編輯群的立場方面有點棘手，因為不同的期刊有不同基於團隊（team-based）的共識，所謂的標準和必須和該期刊地位相稱。所以在他待過與編輯的EPA、《經濟地理》（Ecnomic Geography）等期刊，對於什麼樣的文章能達到編輯群想要的標準都有共同的理解。也就是說，這並不意味來自全球南方的文章一定比一篇關於曼徹斯特的文章弱。然而，不同之處在於，來自核心之外的願意從事理論研究的學者比較少，也是事實。
所謂理論，指的並不是說某個必須是馬克思或德勒茲、史碧華克等等。當前，作為一種計畫，解殖（decolonization）的概念實際上正如著名的伊芙．塔克（Eve Tuck）文章所說，並不該只是個比喻。意思是，你不能只注意文本，那是在做史碧華克已談過的內容而已。文本解構是一種來自後殖民的批判，而不是在解殖。「解殖」就是要拿回你從我們這裡奪走的東西。以土地為例，從塔克的意見為出發點，一些在澳洲的原住民社群共同在地理學期刊上發表了文章，這意味她們是作為一個集體在談論澳洲原住民的土地如何與被盜土地的自然環境聯繫起來。
楊教授說，其實對於這方面議題，他目前沒有很強的立場，部分原因是他還在弄清楚這個棘手的問題。他說，在台灣也有原住民問題，所以解殖在台灣是什麼意思？有時整個解殖計畫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與後殖民批判混為一談，也混淆了對我們的土地和人民的真正的關心。在許多國家，原住民被征服並被排擠到邊陲。因為他沒有真正投入相關工作，無法做出評斷，但他想提醒我們學者，注意這場艱難的辯論。如果要問那麼在期刊工作中實踐的話，他不太確定期刊工作本身是否被該認為是屬於解殖的一部分。對他來說，期刊更多的是關於文字知識，是論述而不是物質／物質性的東西。
中國傳統知識的理論化？
接續，簡旭伸教授提問，他的理解中，理論化的反面其實是兩種不同的知識框架：一個是現代知識、情境知識，另一個是「平滑知識」（smooth knowledge）。以醫學為例，中醫的傳統知識都是一種平滑知識。醫學曾經被許多其他關於西方現代醫學知識的社會所支配，現在這兩種不同的知識相互競爭，那麼醫學理論辯論是否也可能發生在社會科學界？學術知識透過東亞案例會寫出有點不一樣的東西，但到最後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會相當地情境化，而不是那種平滑知識。
簡教授表示，他曾試著讀一些關於中國哲學思想，他想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是經濟地理研究，作為非常先進的現代地理學，在古代從未發生過 GPN，那該怎麼看那種古代文獻、古代理論呢？
楊教授回答，首先醫學方面，他相信現代科學，即便他的岳母篤信佛教和中醫。他自己的觀點是，醫學部分倒是治療問題的部分，因為他相信可視覺化和干預的治療方式。
但是，講到中國哲學的理論化，當莊子與老子都譯成英文，為什麼人文地理學沒有將其納入地理文獻？為什麼是談德勒茲，不是談比如說「和諧」的概念？雖然實際上有些人認為中國哲學思想不具政治性，所以對理解人與自然的關係也沒有什麼幫助，但那是另一回事。而要去反駁這個論點，是我們這些所謂的雙語足夠的研究者，實際上是有研究優勢的，但要怎麼利用這一優勢為自己謀利？
楊教授觀察，在人文地理學中，有關中國哲學的理論性而非經驗性論文近乎為零，當前擁有語言特權的是法語，不是英語。如果法語讀得好，你能直接讀通來自傅柯、德勒茲、列斐伏爾等學術的文字概念。就像簡教授提問時引入德勒茲一樣，看看杜倫大學那群地理學家，為什麼本．安德森（Ben Anderson）一直在談論德勒茲，為什麼不談論莊子？這不是說莊子的主要著作沒有英文版，但為什麼選了法語？為什麼？因為法語更性感？你看，這就是文化轉向。近期他念書時總感到沮喪，因為他在與法文式英文上糾纏了不少時間。無論如何，沒有理由不能將其他哲學帶入批判地理學的主流話語。（註：安德森是英國杜倫大學地理系教授，關注經濟與文化、政治－國家－空間與城市世界，特別是情感研究（affect studies）。）
西方知識生產的預設化與東方知識生產的他者化？
接下來，洪廣冀教授提問，在他看來，近期有一種趨勢，是學者花了幾十年時間研究所有重要的知識分子的智慧後，然後西方世界的一些學者最終意識到非智慧在他們學術工作中的重要性。然後，突然之間，開始使用了一些大學程度的中國哲學思想。在哈佛，他認識了很多學者和學生花了幾十年的時間閱讀各種中國哲學書籍。想學中醫史，《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之類的書都得讀，這是一個巨大的經典集合。但他總覺得有些擔心，因為西方學者注意到了我們，所以我們就不得不集合起來，拼湊出一種帶有非智慧標籤的碎片，然後拿出一個理論來對話，進行後殖民式思考。對這種現象，他感到擔憂與掙扎。
楊教授有兩個回應。一是廣義上的哲學，二是人文地理有關。
首先，在哲學上不幸的是，除了西方哲學之外，當在哈佛面對亞洲哲學時，被認為是東亞文明。這本身已經準確地反映了西方或歐陸分析之外的任何東西將被視為「其他傳統」，通常就稱為「區域研究」。所以，亞里斯多德那幫希臘哲學不會叫「西方哲學系」，他們將被稱為屬於哲學系，東亞的就叫「東亞文明系」。
為什麼女性主義學者茱蒂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關於展演性的思想不能歸在東亞系，而是語言學、文學或英國文學？ 為什麼？法國哲學學者為什麼不去法語系？所以研究部門本身的劃分，本身就反映了我們所說的西方被稱為通用的、自動的想法，無需標籤。
順帶一題，他作為期刊編輯，許多來自美國、英國和歐洲的投稿者提交的文章也是如此，他們不需要告訴你個案研究的地理位置，沒有，這段文章區塊只會有幾句話。實際上，約翰．威利（John Wylie）有一篇關於在英國德文郡南部海岸步行的著名文章。但是文章的標題是什麼？是關於情感理論及非再現理論。所以，傳統上理論是由西方學者自己提出來。他們有時他們這樣做，有時不這樣做。楊教授說，針對此現象他觀察已久，現在他希望把這樣的情況說出來。
人文地理過度哲學化
關於人文地理，楊教授認為可以公平地說，地理學已經比其他學科開放得多，例如在政治學非常以美國為中心，很大程度上社會學也是，部分原因是量化，比起今天的人文地理學更少討論哲學。今天的人文地理學是太哲學化，基本上說太多的本體論。需要被本體化的東西就這麼多而已，本體論是關於現實的本質。
根據他對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的長期關注，他相信現實的存在與重要性。地理學的研究傳統是直到文化轉向前，都沒那麼哲學。今天身份政治的黑人研究、酷兒研究，所有這些都這一切帶往到不同的角度。不幸的是，這也與美國帝國主義有關，這意味著與亞洲有關的任何事情，都是中央情報局的一部分，受中情局贊助的系所也是這樣，但又無法撤消，除非我們抵制哈佛，但不可能，也不應該。
一些社會學家會爭辯說，我們應該建立自己的本土知識。 楊教授說，那是為了什麼？ 你建立自己的知識，它與現有知識無關？ 為了什麼？如果是做現象學，在你讀完海德格之後，可能會引入其他一些哲學家，可能會為更新的或後現象學提供一些資訊。
在人文地理，今天讀到的有些文章令人不可思議，引用哲學家的字數占文章的一半以上。以至於在他的新書中，他提到曾經在談論地理學時，或者至少當是實證主義、定量革命的地理學時，是嫉妒物理學的。當年的地理學者想要像物理學一樣，就像今天的地理學者羨慕哲學。他認為，能不能不要再羨慕哲學？因為正如一些哲學家所說，哲學的本意是清除本體論的垃圾，以便作為經驗科學的我們做經驗工作。哲學家無意處理經驗主義的本質問題，而是告訴我們現實或現實的概念應該是什麼。我們社會科學則審問所發生的事情，解釋社會發生的事情，並留出空間。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他一直試圖讓案例不要過於哲學化。
與西方學者打交道？
第四個問題來自王驥懋教授。他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個，針對語言特權為什麼德勒茲而不是華人思想，因為那是投稿後編輯會告訴你需要與西方學者打交道。地理學者馬丁．穆勒（Martin Müller）曾計算多少編輯群可以算是激進期刊，但是所有編輯都來自西方，所以實際上，如果你向他們提交論文，他們只是說你需要與所有西方學者進行交流。 所以王教授覺得，關鍵是誰來當那個知識生產的把關者。
第二個，即使是那些批判性期刊，例如《環境與規劃：D》、《對蹠點》（Antipode），上網查看所有編輯，即使他們招募了一些非西方學者，例如來自印度或來自中國，你可以想像他們中有多少人實際上在英語世界接受過教育。所以，他想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你的學科定位是什麼，因為對你我來說，我們都是在英國接受教育，英國的機構實際上我們帶來了一些西方的概念，就算我們是編輯，接到一些人的論文，我們也跟他們說要和一些西方學者交流一下。 所以這是關於主體性、位置性的第二個問題。
楊教授回答，首先他想再次重申，在地理學方面的期刊國際化程度，已經比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期刊好得多。所以我們已經是比較幸運的社會科學了。今天，如果看看人文地理學，在排名前列的 20 種期刊中，很容易就有 5 到 6 種的編輯來自英美世界以外其他背景的編輯，例如非白人。
順便說一句，白人當編輯也有問題，也就是王教授的第二個問題。一方面，他不完全同意穆勒的計算方式，因為，他的計算方式可能會把新加坡視為英美。另一方面，他在曼徹斯特待了三年訓練，但他現在多少已經 54 歲，所以他大部分時間都在曼徹斯特以外的地方度過，也從不在英美機構工作。
楊教授表示，他很自豪能在新加坡工作，並發出給學術界的聲音。所以回到問題，那種強迫作者參與所謂的西方理論的期刊，需要這樣做的原因，是為了表明你為什麼要在這個期刊上發表文章。如果你不想參與，那些期刊會在頁面上顯示那些是他們想討論的主要思想。你想談論其他事情，比如馬來世界。那為什麼要在他們的文章發布？可以在有關馬來研究或者亞洲研究的期刊上發表。那麼你的回應是什麼？楊教授要大家一同想想，如果是一篇研究西方或全球北方的研究，那會是使你會自動成為論文應該要被接受出版的藉口嗎？你不能。但是，你有理由抱怨，為什麼一篇關於西方的論文會自動被認為是可行的，另一篇就不行。
「但正如我 20 年前所說，社會科學知識存在偏見，英美的知識生產工廠有偏見。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很大的工廠。期刊都來自於那，而工廠很大。」楊教授提到，最近有篇來自牛津大學地理系教授丹尼．多林（Danny Doring）在《環境與規劃：F》（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F, EPF）的文章：丹尼計算英國有多少地理學家，大約有 2,000 個。但楊教授曾在中國大陸時，對台下近乎人數一樣多的中國地理學界意見者問到，我們這麼多研究者，但是誰有多少人能像英國的研究同儕一樣坐下來，每天閱讀、思考（西方）理論？如果不能，話雖如此，至少我們要有意識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學術界不該存在「同情」這件事，即使是那些批判性地理學家或人類學家的學者，例如王愛華（Aihwa Ong）也需要接觸比如傅柯的西方理論，借鑒他們的作品來批判。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關聯的世界，我們需要對所有這些問題保持敏感。沒有簡單的出路，因為有越來越多的學術作品出版，並且持續發生。它可能不在核心地理位置，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一切都是在西方土生土長的人所為。所以，對於我們來說，無論是在台灣還是在新加坡，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理論化與解釋地理學。（註：王愛華是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人類系教授，以其對新自由主義研究知名）
情境知識的方法論？
最後一個問題，來自博士生黃開洋。他的提問是面對「情境」知識，那麼如何知識上外，方法論面對不同學科的挑戰，地理學者在什麼樣的程度上能宣稱自己得到一個特定地方的「情境」了呢？傳統經濟地理以政策分析或訪談為主，那麼怎麼看待其他諸如檔案研究及民族志參與觀察的研究方法？
關於語境的問題，楊教授指出方法論上，首先今天沒有人文地理學家敢說，我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他在本書中爭論因果解釋的原因是，給出上下文或脈絡化本身是必要的，但還不夠。上下文是提供某些事件、過程發生的偶然性。在任何因果解釋中，都必須解釋因果關係和因果力發揮的作用。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上下文非常重要。但是如何研究上下文？ 是通過歷史分析嗎？ 是通過訪談嗎？ 是通過檔案研究嗎？ 楊教授認為以上皆是。上下文必須幾乎是基於時間和地理的，基於地點的。所以，他的文章總是以一段時間內的歷史分析為目標，而不做橫截面。
楊教授說，地理學不應該回到所謂的區域地理時代，數一數從「多少頭牛」到「多少人」再到「下雨的頻率」，再到那個地方的一切。對他來說，關於地方的重要概念是關於解釋不平衡的發展。這就是經濟地理學所做，應該要研究為什麼一個地方發展比較多，另一個地方發展比較少。但是發展太寬泛了，所以研究者把它縮小到具體現象。 所以對他來說，情境是指對於關注現象的情境化。一篇研究不必將整個地方置於背景中，但必須將這種現象置於全球化、工業化／去工業化、產業結構調整或者金融化背景中，倒不必為了談論金融化發生的背景，而講述台北的一切。但是歷史學家就不同，因為歷史學家研究特定時期，所以他們的要求是會豐富很多，但另一方面它們的解釋力較弱，更具描述性。
所以，每個學科都有自己最喜歡的期望，如果你願意的話。地理學已經是業內最慷慨的跨學科訓練，極端的是經濟學中的博弈論。他們不讀任何其他東西，只閱讀彼此的幾篇論文。「不信你去看看《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他們就是這樣寫論文的。所以我們（地理學）已經有很多跨學科的研究了，不是嗎？」楊教授說，所以寫這本書一樣，他都是去讀歷史學家或人類學的原著作，談女性主義就直接讀理論學者哈洛維，而非只是讀女性主義地理學者吉莉安．羅斯（Gillian Rose），因為羅斯的立論是在哈洛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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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最後總結說，在演講一開始，他就開玩笑說，說很高興見到了許多「不三不四」的學界朋友：不是三年、就是四年沒見了！而在今天作為結論，他的工作實際上是激發我們所有人思考。
「希望你今晚睡不著覺。如果你今晚睡不著覺，那說明我來這裡的目的已經達到：那就是要讓你感到有些不安。」如果他能做到這一點，那就很開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