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俊頤（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本文修改自作者原作：刊登於《科技、醫療與社會》第25期，頁233-243，2017年10月出版。
在近十年，政治生態學受到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的影響，越來越重視「物質」或「非人」於環境議題中所扮演的角色 [1]。在這個趨勢下，「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經常是跨國資本與國家發展計畫的投資重點，而且受到環境變遷的影響，因而成為研究重點 [2]。
人類學者阿什利·卡爾斯（Ashley Carse）[3] 所著之 Beyond the Big Ditch: Political Ec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at the Panama Canal（暫譯：《大溝之外：政治生態學與巴拿馬運河基礎建設》）是相關文獻當中的重要著作。該書前身部份發表於科技研究一線期刊：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在2012年所出之水專題── Water World ──專號中之論文“Nature as infrastructure: Making and managing the Panama Canal watershed”（自然作為基礎建設：打造與管理巴拿馬運河集水區）[4]。
該書出版後，專門討論環境史熱門作品的線上期刊 H-Environment Roundtable Reviews 即邀請拉美研究、運河研究、環境史領域專家學者對此書提出書評與回應，可見本書在政治生態學和科技研究兩個領域的重要性。鑑於國內政治生態學與科技研究的交流尚在初步接觸的階段，我希望透過引介本書，提供兩個重要研究領域一個可能共同對話的文獻。
全球環境支配與衝突中的物質性
聚焦於基礎建設研究與政治生態學的交會， 卡爾斯探討巴拿馬運河集水區管理與農業衝突。不同於傳統政治生態學強調國際發展壓力下對在地農民的剝削，卡爾斯主張巴拿馬運河集水區的「（農民）開墾與（植被）保育」衝突不能簡單地歸因於全球資本或國家對地方的支配，而必須看見兩個組織不同關係與目的的基礎建設系統和相關行動者們在空間與自然環境上的交纏。
巴拿馬運河集水區危機始於 1970 年代，當時森林專家警告位在集水區的農業開墾可能會造成運河嚴重的淤積。為了保證讓貨船能在運河中暢行無阻，運河管理當局要求管理農民的開墾。這乍看之下又是全球商業力量壓迫在地弱勢農民的案例。然而，作者指出上游農墾區開發事實上亦肇始於一連串與巴拿馬政府和國際援助力量有關的鄉村農業、道路開發計畫。因此，鄉村發展與運河開發的動力都不座落在單一尺度上。農民砍刀與運河貨船之間的政治緊張，並非單純地「全球對地方」尺度支配的結果。
以此觀點，卡爾斯反對「俄羅斯娃娃」（Russian matryoshka doll）式的尺度觀（編按：大尺度套住小尺度，尺度愈大，權力愈大的認識框架），主張將尺度設想為持續變動的網絡（network）或拼裝（assemblage）。藉此，卡爾斯提出一種能夠納入不同行動者──包含環境、基礎建設與在地居民──複雜互動、並呈現多重全球（multiple globals）殖民圖像的分析方式。
透過網絡或拼裝的視角，卡爾斯說明了討論全球化過程中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的重要意義。他採用 Geoffrey Bowker 的說法，把基礎建設界定為建立、匯集不同關係的組織性技術（參見原著第11頁）。因此，對卡爾斯而言，基礎建設是不同人與非人行動者建立或切斷關係的網路／拼裝，而基礎建設又同時扮演著將行動者與全球統一、連結、或是勾引起邁向全球化欲望（抑或相反）的角色。把焦點放在基礎建設，將會看見全球連結（或支配），涉及了自然管理爭議、國家的構成和日常生活等幽微、紛雜的面向。換言之，基礎建設是全球化細緻且複雜過程之關鍵節點。
順此，卡爾斯指出基礎建設與政治、生態的關係包含：首先，基礎建設並不限於非具體的人造物或是系統，而應被視為一種持續不斷地建立關係的「過程」（process）。
其次，儘管基礎建設已經擴及全球，串連全世界的人、貨物與財富流動，並為其自身需要不斷地對這些人和地方提出要求（demands）。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斷言這些人與地方就因此被全球化，反之，必須看見他們不斷地連結、脫離、整合或被繞過（connected and disconnected, integrated and bypassed）的狀態。
第三，基礎建設與自然環境彼此互相生產。第四，環境衝突可能出現在在全球基礎建設（們）的競爭上：基礎建設有各自的目的，彼此間可能會發生衝突（參見原著第5-6頁）。簡言之，卡爾斯以巴拿馬運河集水區保育爭議為個案，透過拼裝或網絡的視角上，試圖描繪一個能夠涵蓋各種行動者複雜互動的全球化圖像。
本書共有十三章。第一章導論已在前說明完畢，不再贅述。其餘內容分為四大部份，第一部份「源頭」（Headwaters）涵蓋第二、三、四章，一面帶出集水區的環境衝突和其科學、政治脈絡，一面鬆動了集水區危機解決方案的必然性。其中第二章以「農田」（Monte）為標題 [5]，探討集水區的文化地景衝突與政治生態學。在巴拿馬農民的游耕系統 （roza）中，monte 指的是耕作後放任生長至具有一定程度肥力、可供農民再度耕作的次生植被。在原本的系統中，兩次輪作中間通常需間隔十至十五年，但政府為了保護集水區的成樹，立法定義monte為休耕五至六年的地。這個規定造成部分土地耕作過於集約反而加劇土壤流失。
在第三章，作者鑽入歷史中，討論集水區保育的興起，並藉此指出任何保育方案都非自然而然發生的。他指出，集水區保育必須確認「破壞前狀態」，這包含確認集水區森林覆蓋的基線（baseline）。因此1952年美國人 Frank Robinson 所繪製的森林覆蓋圖不斷地被後人引用成為重要的參考資料。但是，這完全忽略集水區一直有伐林造林的習慣，因此該圖中的森林其實多是次生林而非原始狀態的森林。簡言之，卡爾斯在Part I指出集水區中不同人與土地關係所界定出不同的環境論述與爭議，與其涉及的各種社會、政治、科學過程。
Part II討論運河的興建與經營，第五章指出除了區位之外，影響運河選址和興建的各種政經因素。其中，甚至連「打通地峽的必要性」都隨著歷史情境─美國東西向運輸建設─而變動。此外，運河的興建也涉及複雜的技術和地緣政治。例如法國興建者 Ferdinand de Lesseps（他同時也是蘇伊士運河的提倡者）考量可視性（visibility）而選擇引入海水的開放式海平面系統（sea-level canal）而非後來美國選擇的封閉式系統（lock-canal）。凡此皆非單純、客觀的地理因素。
第六章討論美國政府如何動員各種技術與行政手段維持運河區（Canal Zone）的營運。當局為了儲備、調節其規劃的封閉式系統所須的巨量淡水、並保證運河全年運作，決定在查格里斯河（Chagres River）上游興建加通湖（Gatun Lake）並搬遷淹沒區居民。但是，這不只是一個土地剝奪和迫遷的故事而已。搬遷也被當時的衛生單位視為解決因當地儲水習慣而造成瘧疾與黃熱傳播，並威脅白人社區健康的政策。然而，大量缺乏免疫力的移工讓疾病持續散播，為此，美國政府協助巴拿馬興建現代化的下水道和供水系統。在此，運河區政府（the Zone government）不只在絕對空間上排除、迫遷居民，也反過來重新建構了運河區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亦即，透過「從工程到治理」（from engineering to governance），重新安排、定義居民、運河區以及美國政府的關係。
第七章將鏡頭轉回田野，隨運河轉移給巴拿馬，許多依賴運河的工作機會（砍草或幫白人工作）被取消。雜草叢生的地景象徵著居民與運輸經濟脫節。不過，即使在美國主政的運河區（Canal Zone）時代，當局與老百姓的關係也並非清楚穩固的。運河區當局搖擺在開放居住和淨空區域之間的態度，反應了不同的治理意識形態、策略以及其具現的區域空間。
例如，第八章提到1920年代為了回應都市失業勞工發動的罷工抗爭，當局決定開放河岸開墾當作過剩勞動力的儲備區。開墾政策造就巴拿馬的香蕉業榮景，但農產品的流通卻輸入了「巴拿馬病」（Panama disease）並嚴重打擊產業，加上仍有許多白人持續反對黑人開墾，使農民往森林的更深處尋找土地 [6]。這影響了Part III要討論的道路基礎建設發展。
複數基礎建設之間的衝突是Part III與全書核心。卡爾斯在第九章指出當地農夫（Campesino），在集水區保育時代被巴國政府指責為「自發地」開墾並危及集水區保育的加害者。但是，集水區危機事實上涉及了試圖透過引入基礎建設來發展鄉村的跨尺度計畫。
例如，第十章指出在巴拿馬總統 Belisario Porras 主政時期（1912-1924），政府企圖透過包含建設幹道在內的農業政策將小農游耕體系轉變為大農生產模式，並整合到世界貿易網絡中。同時，對巴國都市商業階級而言，橫跨地峽的高速公路也意味著從北方佬們（Yankees）手上奪回運輸控制權。可是，美國基於戰略考量，對公路設計多有意見。而對當地農民而言，道路則連接了週邊農地，成為他們開墾這些「處女地」（tierra virgin）的誘因，這又促使更多連結農村與公路的鄉村土路被興建。因此，巴拿馬政府的道路系統興建過程並非簡單平順，其中也充滿了各種考量與協商。
但是，到了集水區保育時代，放領政策卻重新被政府詮釋為「農民自發開墾」以及造成集水區危機的主因（第十一章）。「自發」的說法，遮掩了關於道路的政治經濟計算和考量。如果還原歷史過程，我們可以看到集水區議題遠超過農民土地使用問題，而涉及了國際組織、國家體制、銀行、資本家、科學專家和技術與鄉村居民的互動，發生衝突的是運河和道路各自做為多重關係連結的組配。因此，集水區保育化必然涉及一連串建立和打斷關係與重組地景的過程。
最後是「非人」行動者的角色。一般認為巴拿馬運河在1914年「完工」。但是卡爾斯在Part IV中主張基礎建設從未穩固，除了暫時性，沒有什麼是永恆的。這種暫時性由隨著運河工程把查格里斯河轉變為靜水域後大量繁衍、阻礙船運的布袋蓮（Eichhornia crassipes）所帶來。但是，讓布袋蓮成為問題的，不是植物本身，而是被其阻礙的區域流通與發展。在此，卡爾斯展示了將元件（element）放在關係中（例如布袋蓮與運河交通）分析之重要性（第十二章）。
結論章的標題為：「需索無度的環境」（A Demanding Environment）。這也是本書最重要的概念貢獻與總結。正是因為看見基礎建設具有過程的（processual，而非就在那裡）、脆弱的（precarious，而非穩固）又緊密連結著（tightly bound）全球社會生態的特性，造就了「需索無度的環境」──基礎建設不斷地要求各種人力、物力、資源投入來維持其所連結的關係。
運河不只捲動了河水、貨運、勞動力，也捲動了森林、衛生計畫、道路和農民生計。基礎建設確實會創造（或馴服）新環境，但同時也在環境的多變性上增加脆弱性（increasing vulnerability to its variability, 參見原著第220頁），因此，必須要大量耗費資源去維持環境，也就造成對週邊社會生態永無止盡的索求。身為隨時可能會被動員入局的人們，卡爾斯認為解決方案不是大尺度的革命或改變巨型結構，而把希望放在各個細緻和微小的日常政治中，我們或許不需要太多工程師主導的硬體建設，而應該關注能扮演更多環境服務功能的基礎設施上。
風格化的書寫？
本書的貢獻在於卡爾斯將集水區森林視為基礎建設的一部分，以及他提出「需索無度的環境」的概念和此概念背後對於基礎建設或物的想像。
作者把基礎建設的定義從狹隘的硬體建設中解放出來，但是又沒有完全放棄其物質性。他把基礎建設的定義擴展為連結／斷裂關係的物和組織實做。這麼做也呼應了書名─「大溝之外」（Beyond the big ditch）。在這樣的觀點下，未來任何基礎建設研究，我們都可以跳出僅僅討論電網、水圳、運河、道路「本身」而延伸到其週邊環境與背後所連結的關係。
然而，本書雖然有極為精彩的分析創見，但對於期待看到一部完整運河與道路交錯之歷史作品的讀者可能會有些失望。歷史學家 Daniel Macfarlane 發表在H-Environment Roundtable Reviews 的書評中，指出這本書在時序上安排十分混亂，對於不熟悉巴拿馬歷史的讀者而言，閱讀時很難掌握主要的敘事軸線，而我確實有類似的感覺。對於這點批評，卡爾斯在同本期刊中回應，對他來說，這是一本具現關係性本體論（relational ontologies）的作品，這意謂著，無論是物或是敘事，都是多重的、都是在關係中促動（enact）而暫時凝結的。因此，對他來說，強調關係與關係的轉變和複雜性，才是從人類學和關係性本體論出發的他最主要的任務。
不過，我認為，卡爾斯的自我辯護似乎有點繞得太遠。關鍵是，如果我們同意「時序」仍然具有「因果意義」（後發生的事情無法做為先發生事情的原因），多場景、多重可能關係的書寫策略並不能做為時序不清楚的辯護。這才是對卡爾斯作品最致命的批評，而非將Macfarlane的批評視為只是固守某種敘事模式的觀點。不過，卡爾斯並沒有犯下時序錯置這種基本錯誤，只不過他整個書寫過程對讀者而言確實不那麼體貼。如何找到一種同時可以清楚說明事物間具體關聯和互動，並避開大敘事式的書寫，同時又能夠讓全書有明確的分析軸線，似乎是作者直到書末都尚未解決的問題。
本書另一個「風格化」書寫所造成的疑義是，作者在各章開頭大量利用圖片帶出討論，然而若以關係性的分析來檢驗這個寫作風格，我們不僅要問卡爾斯如何看待這些再現資料在網絡或拼裝中的位置？例如，本書使用了收藏於史密森學會檔案館（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rchives）的舊照，但是如果我們「以照追人」的話，被回溯的不只是照片中的被攝者，也包含拿相機以及收藏照片的人或是機關，這些照片的產制本身也都捲動在美國十九世紀於本土和全球各地的環境調查與政治布局，例如書中第十三章談到的生物調查（Biological Survey）計畫涉及調查、物種與開發計畫的政治，和巴拿馬運河、集水區、山地之間的關係，應比僅僅一張照片更多。
進一步說，Carse 整本書呈現出來的，彷彿是一位對物質比對人更有興趣的人類學家，或許，他對於關係描述的執著，犧牲了對於受迫遷者、工程師、農民……等「人」的描述與分析。這是否是以網絡觀或是扁平本體論所造成的代價，或許是值得有志從事類似分析的研究者思考的議題。
最後一點，與其說是對本書的批評，倒不如說對於採用這種網絡或拼裝觀書寫過程的「不方便」的一些體會。首先，做為本書的核心概念，「需索無度的『環境』」（Demanding “Environment”）本身的界定就有點模糊。
從第一章對於基礎建設的四大論點中，環境和基礎建設，既然會相互生產，理應是兩個不一樣的範疇。但是，作者又利用網絡或拼裝概念聲稱要破除分析範疇與上下尺度的二元對立。那麼，為何最終還是保留兩個貌似分開的「環境」和「基礎建設」範疇呢？
對此問題，卡爾斯在 H-Environment Roundtable Reviews 中有比較清楚地交待。對他來說，整個故事是集水區為何與如何慢慢變成運河「基礎建設」的一部分。因此，這兩個範疇其實是可以互相重疊、包含、捲入的。但是，既然看似是運河擴張至集水區，為何不是「需索無度的基礎建設」（demanding infrastructure）而是需索無度的環境呢？或許，對他而言，「環境」這個詞更能體現網絡多重指涉的目的，相對的，使用「基礎建設」一詞很容易被讀者設想為人造物。可是，環境一詞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自然」（nature）進而落入二元對立的框架，我想，這也許是作者在選詞與書寫上遭遇到的小小尷尬之處吧！
不過，讀者或許已經發現，上述的評論多半是對作者書寫風格不習慣所導致之微詞，作者在本書中展現廣博的資料連結與分析的能力，無論從環境史、政治生態學或基礎建設研究、全球化研究的角度來看，都已經證明這是本不可忽略的學術新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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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洪廣冀老師的鼓勵，本書評無法完成，在此也特別感謝洪老師對書評的指導。另外，感謝「地理學與科學技術研究暑期讀書會」參與同學──士榮、鴻揚、嘉顯與劉鎮──對本書與相關主題的討論及回應。
附註
參見 Goldman, M. J., Nadasdy, P., & Turner, M. D. (Eds.). (2011). Knowing nature: Conversation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political ecology and science stu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Swyngedouw, E. (2004). Social power and the urbanization of water: Flows of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Kosek, J. (2006). Understories: The political life of forests in northern new Mexico. United States: Duke University Press.；Gandy, M. (2014). The fabric of space: Water, modernity, and the urban imagination. United States: MIT Press.
參見 Gandy, M. (2014). The fabric of space: Water, modernity, and the urban imagination. United States: MIT Press.；Sneddon, C. (2015). Concrete revolution: Large dams, cold war Geopolitics, and the US bureau of reclamation.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shley Carse 於 2011 年在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取得人類學博士，目前任教於范德比大學人類與組織發展學系
參見 Carse, A. (2012). “Nature as infrastructure: Making and managing the Panama canal watershed.”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2(4), 539–563.
Monte 在西班牙文中是「山地」的意思，但是Carse在此取意譯直接翻譯為農田（farm plot）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章作者提出「基礎建設物種」（infrastructural species）的概念。並且認為香蕉與造成巴拿馬病的致病真菌（F. oxysporum）都可視為基礎建設物種。這是因為香蕉跟F. oxysporum大量依賴人類勞動繁衍、依賴運輸基礎建設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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