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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州、新加坡到英國:楊偉聰教授的學思歷程

Updated: Mar 26, 2023

文:黃開洋


在 2023 年 2 月 24 日的上午,新加坡國立大學地理系的楊偉聰(Henry Yeung)特聘教授來到台大地理系和研究生分享自己的學思歷程。楊教授專精於經濟地理學,曾擔任多本相關領域學術雜誌編輯之一長達20多年,他最有名的是在全球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下,提出GPN2.0的理論和戰略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的解釋概念;另一方面他也興趣廣泛,即將在本年底出版英文新著《地理學的理論與解釋》(Theory and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從後殖民主義與文化理論提出全球南方可以對學術理論的貢獻。


咬下一口資本主義


楊教授分享,他是廣州出生,爸爸是印尼出生的客家人,因為碰上蘇卡諾反共的排華運動,回到了中國大陸;至於媽媽則是廣東中山人。父母都是工程師的楊教授,在文化大革命時跟著媽媽去派駐到武漢,在武漢長大。由於爸爸是以華僑身份定居,在中國改革開放後符合移民資格,全家人便在 1979 年分三批移民香港(他和爸爸先去)。當時每天只准許 120 個家庭赴港,楊教授還記得當時的深圳是村子,當他坐在火車上,印象還很深刻:


「我是文革中長大的人,但是我沒有想像中的記憶,主要還是香港。去香港的時候好像是小五,當然是天堂。在深圳去到羅湖那一個 moment(時刻),上了往香港的火車,有人在賣油雞腿。我和爸爸那時候在火車上等開車,通過火車窗口買了一隻,第一口咬下那個油雞腿的感覺,到今天都還記得,原來這就是 capitalism(資本主義)的味道。」


來到香港後,在英國制度下,學科教育都有地理。因為殖民地經營需要製圖的歷史,即便到今天英國仍重視地理。依照當時的香港學制,小學畢業後中學(secondary school)需要讀五年,最後兩年是預科,再上大學。楊教授笑著回憶,那時候的地理課很無聊,就是教世界最多人的地方,城市規模是多少等等,但他碰到一位好老師,啟發他對自然地理的興趣。


來到新加波


「Basically I'm geographer all the way, I have never not done geography in my whole life. (基本上我一直都學習和從事地理,我這輩子從來沒有做過不是地理的事情。)」在中六、中七這兩年,楊教授選讀了地理、經濟與歷史三科。就在這時,香港確立了將要在 1997 年時回歸,楊教授說有句廣東話是「拋鄉背井」,當他父母親想到過去的辛苦,聽到這消息就要他離開香港。那時新加坡正想吸引香港人才,楊教授拿到新加坡政府的獎學金,便來到了新加坡。


楊教授說,這個獎學金的背景是當初的新加坡特別缺男性地理老師,畢業得去高中教書。而很幸運的,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符合另一項留學制度,得到新加坡國立大學系上將贊助全額獎學金,並提供一份工作去讓學生到國外攻讀博士學位,去英國唸書不需要擔心工作薪水。所以1992 年擔任資深助教(senior tutor)以來,楊教授說他已經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服務了 31 年;他認為他很幸運,剛好碰到新加坡政府正鼓勵大學轉型重視研究發展,才有這般機會,繼楊淑愛(Brenda Yeoh)、江莉莉(Lily Kong)兩位知名人口與文化地理學者後,畢業回到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


楊教授分享,本來他也想到國外攻讀文化地理,「我的大學研究是關於新加坡的烏節路,訪問四百個新加玻人的心智地圖,研究都市形象。但是我的系所跟我說,你的英文不夠好,而且系上一位經濟地理老師正準備要離開,所以就到國外念經濟地理了。」因為還是想回到香港與新加坡做研究,楊教授想想,博士論文就研究香港在東南亞投資的家族網絡,到現在他都在從事跨國公司研究不間斷。

翻書翻出來的指導教授


楊教授說,英國大學學制跟美國不一樣,是一人指導,甚至在 1990 年代早期指導教授可能還帶點家父長權威性(hierarchical),但他真的很幸運,遇到了彼得.迪肯(Peter Dicken)教授:

「那時可不像現在有 Google Scholor,更沒有網路!你只能從圖書館目錄讀到一個人的最新著作,再從引用文獻去反向追蹤。我只是因為在大四時的經濟地理課上讀到一本《全球轉移》(Global Shift)第一版的著作,這位在曼徹斯特大學的教授就成為我的第一選擇,因為他的工作就是我想做的。」楊教授說。


當時他正在權衡的另一位教授是薛偉德(Nigel Thrift),80 年代他在澳洲時做的跨國公司研究也很吸引他,而薛教授一直有文化與經濟的研究兩面向。「當時不知道他已經在讀法國哲學家德勒茲的著作,如果我去唸了布里斯托大學,可能我就去研究非再現理論了,但我們保持友好的聯繫,他最後還是我的外校口委。」楊教授笑著分享。


研究是一份微妙的工作,楊教授說他不知道該如何準確形容最後他和迪肯教授的關係,只能用「我是他的中文兒子,他是我的英文父親」來表達一生很難遇到的人。在英國,楊教授近距離觀察這些教授的工作,大開眼界。一般被認為難以刊稿的《環境與規劃:A》(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或者《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刊》(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對這些教授來說不過是吃飯一樣自然。還有,當時他的博士班同學有Kevin Ward、Martin Jones 等,現在都是都市地理、政治地理界的知名教授,甚至去當了大學校長。在這些同學身上,加上自己的興趣,這幾年來他大量閱讀政治、都市、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等著作。


他笑說,教授這份工作和在摩根史坦利工作最大的不同,就是如果投資銀行界錢少賺了就會被炒魷魚,但教授的 IP 是積累性,誰都拿不走。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當要簽下助理教授為長期約時,就希望所有人都能達到頂標(first peak of excellence)的高度。在經濟學中,寇斯(Ronald Coase)憑恃早期提出的公司理論(theory of firm)拿到了諾貝爾獎;在社會學,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以他的早期鑲嵌性(embededness)概念知名,但大多數學者需要宛如申請專利的一年年提出新研究,才能保持領導性地位。





英美地理學的差異


在提問階段,首先同學請教授分享英國與美國地理學的發展差異。教授說,簡單區分能發現美國地理學有二分之一是地理資訊科學,而且華人——特別是中國大陸——佔了不少的角色;剩下的二分之一中,約三分之一是自然地理,三分之二是人文地理。


英國則不同,因為地理資訊系統在美國的成熟發展,佔比可能不到五分之一,與自然地理一樣,剩下五分之三都是人文地理,而且這五分之三人文地理之中可能有再五分之三都是文化地理。教授說,這個估算可能太概括,但他的意思是英國出現一種令人不安的過度偏向社會與文化地理,從《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刊》裡面的文章就能看出來。


不過,無論如何,與其他學科相比,地理學者都是對各種理論最開放的,而這其中還不包括技術地理與自然地理學的範疇。教授笑著說,他知道學生都會覺得地理學太複雜與多元,覺得美國地理學會年會(AAG)太多人,但要知道他也是在 AAG 開會見過克魯曼(Paul Krugman)和他一起吃飯,經濟學者簡直是種不同的生物。


達到頂尖卓越

接著,有位同學請問教授他想在碩論就從事跨國比較研究,卻擔心無論是地緣政治或發展規模的差異,如何控制比較變數。教授回答,永遠要注意研究表現是第一標準,也就是如何達成first peak of excellence(頂標)。


首先,是要有興趣,如果題目已經決定了,另一個建議是發表英文,才有高影響力,並注意論文被接受的標準不是因為這個題目沒有人做過,而是要自己定義向別人證明自己有什麼實質貢獻,經驗研究在什麼樣的論辯上提出了什麼樣的新證據。


楊教授說,最重要的是概念(concept),要確保一篇文章有新思想,而且這個思想在這學術領域是新的。所謂「新」,是相對於既有文獻而言,所以文獻回顧非常重要,不只是讀,還要想是否能夠「融會貫通」(command the literature)。如果能把既有概念提升更精確清晰的層次,那其他人就會更難駕馭。不過務實一點,他認為現有有些文化地理學者已經概念過度詰屈聱牙,沒有解釋的就丟下太多的引注,會使人閱讀困難。


說到理論,楊教授想起一件趣事。他還記得剛到曼徹斯特大學,他問指導教授彼得.迪肯的第一件事是:


「為什麼我們亞洲人永遠要用你們的理論來拿回亞洲拼一拼,然後結語說:『啊,沒錯!在某種程度上我的發現能應用在所有事物上!』」

教授要我們在場的學生們想想,如果你是教授會怎麼回應當年的他?


「如果當年我教授回我說『那就是因為你們太笨了!不照做我不讓你論文通過!』那就不會有今天的我。那他說了什麼?


他說:『對啊,沒有理由你一定要用我們的理論來 apply 啊!所以你最好去 develop 一個 new 的理論,要不然我不 pass 你的 PhD!看到了嗎?也是關於不 pass PhD,But in a different way。」楊教授說,因為當年那句話,他受到啟發到現在,原來我們不是只要被牽著鼻子來就是跟著理論走就算了。


那時的經濟地理最大辯論,正在於後福特主義的彈性專業化,無論是矽谷還是第三義大利,都發展了成熟的彈性生產系統,但那和當年的他關心香港東南亞投資在理論上沒有關係,在老師的鼓勵下,就在 1994 年發表有關商業網絡的研究,回應彈性專業化論辯,沒想到他還是博士生而已,頭五年文章就有不少引用率。


他感謝他的指導老師,當年還拒絕了他禮貌性的請他掛名文章作者,他一直以為是教授覺得他的論文不夠格,所以不想掛名,後來他還知道教授是為了他好,怕他以後找工作時大家會以為這其實是指導教授想出來的概念。

另一個同學的問題則提到,自己擔心「一個樹倒下時,如果都沒有人聽到」的研究,還是研究嗎?也就是基於過去曾經修習過經濟學與公共政策的經驗,同學發現地理學,可能比如是批判地緣政治研究,如何有可能更實踐的發揮策略上的效果。


教授回答,他理解的意思是如何在政策上發揮實際影響力,他曾有機會在世界銀行與其他國際組織撰寫諮詢報告,並與前 IMF 總裁拉加德有七分鐘的時間談論全球生產網絡的意見交換。但他不會尋求額外的政策性工作,特別是在媒體前亮相。


他認為,他不是廉價下游承包商,他的角色是高端學術知識分子,工作是要推進新知識,也希望能提供其基本立場的解釋。但這也考慮具體環境,相對香港與新加坡,在許多他認識的泰國或馬來西亞同儕,因為薪水關係身兼政府職務。另一方面,美國現在的學術待遇也比英國來得好,持平來說他現在會鼓勵學生去向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等學校發展。他最想做的是,就是影響學生的 CPU 而不是記憶體,記憶體可以自己去買擴充容量,但是 CPU 只能經過訓練才會成長,教學生如何像學者一樣思考。


最後一個問題,則聚焦在研究適用全球生產網絡的可能性。在聽完那位同學的論文大綱及採用 GPN 的理由後,楊教授的建議是要確立一個理論採用時,它能解答哪些問題,哪些不能。在他聽來這份研究大綱更偏向討論治理與技術的關係,而這些不是全球生產網絡在處理的問題,也就是公司與超出公司外,產業各生產環節行動者之間的關係。


教授鼓勵同學們想想自己的研究最終的產出是可能是什麼,並試著用簡單的話解釋清楚,如果自己的父母都聽不懂,那麼就不算成功。


楊偉聰教授是一位見聞多,特別是對學科發展史及其各領域代表性人物都有深入了解,透過教授的學思分享還有問答回饋,每位學生都聽到了自己一些研究上和地理學之間的關係補充知識。楊教授的熱情反映在他的知識分享,他親身示範了一位學者該有的衝勁,我們感謝他幾乎要到兩個半小時的面對面座談,讓所有的研究生都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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