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昱凱、曾于珊
尼爾．布倫納（Neil Brenner）於2018年3月7日到訪臺大地理系，本文為該活動的系列文章之一。布倫納提倡的「行星都市化」一詞，開啟了都市理論的反思，並引起都市研究學界不少學者的爭辯。在布倫納來訪之前，我們希望簡介行星都市化的核心概念、學思影響，以及引發的學術爭辯。此一系列文章將分成四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將著重在行星都市化的概念說明；第二篇文章則著重在後殖民都市主義的學思發展；第三篇文章則是簡介裝配都市主義的內涵；第四篇文章則是說明這三種研究路線與 「傳統」 都市研究之間的學術爭辯。此一系列希望能夠幫助讀者理解近年都市研究的發展與爭論。1965 年開始由《都市事務季刊》（Urban Affairs Quarterly）常態發行的「世界都市化預報」（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中，聯合國不斷預言都市人口於二十一世紀將會有爆炸性的成長，並且在 2000 年提出全球即將進入「都市年代」（Urban Age）。於此同時，都市年代計畫（urban age project）更不斷延伸與歐洲研究機構合作，例如倫敦政經學院與德意志銀行的 Alfred Herrhausen 協會發行研究報告來支持如此的論述，例如：至2050年全球人口將有75%居住在城市，都市問題將成為全球問題，並且對於地球的未來有遠大的影響 [1]。
早在1970年，列斐伏爾的《都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一書就揭示未來都市化將重新改寫世界的空間秩序，因此都市社會（urban society）應作為理論思考與政治行動的基礎。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亦在《都市問題》（The Urban Question）提醒我們都市研究的重點不在於都市的密度與大小，或者是限縮在特定都市文化，而是要分析其背後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關係。都市年代現象促使馬克思主義學者，例如：梅里菲爾德（Andy Merrifield）、布倫納、克里斯蒂安·施密德（Christian Schmid），重拾列斐伏爾與柯司特的經典著作，反思都市是什麼？該如何界定當前的都市問題？
都市年代：主流論述中下的都市定義
布倫納和施密德兩人在 2014 年延續了柯司特的概念 [2]，指出都市年代的論述中存在著一些問題。
首先，就統計方法上而言，全球都市化要如何被衡量缺乏統一標準，例如：對於界定都市單元的人口數量與密度沒有統一標準。在 2001 年的的世界都市化預報（UN-DESA-PD 2002），當中有38%的聯合國會員國使用行政區域作為都市劃分的標準，34%的會員國則使用人口作為標準。然而，這些定義都無法捕捉行政區域外的「都市化」現象，而且各國使用不同的人口數量作為衡量都市的標準。
在人口資料蒐集上也存在著每個國家的人口統計資料時間不同的時效性問題，聯合國使用的人口資料中，有超過38%的數據已經是八年前調查的數據，而整套人口統計的方法也都還是沿用50年前的統計方法，沒有任何修改 [3]。
兩人也指出，以人口數量或行政區域作為都市化的衡量標準將會造成無法分割的單位被分割（divides the indivisible）以及都市與鄉村兩者因定義不清，使得不相關與不重要的元素混雜在一起的兩個問題 [4]。
第一，在都市年代的觀點下，都市與鄉村已難以清楚劃分，但現在的都市研究與報告仍習慣將兩者切割開來。許多經典的都市研究也都是以建城環境邊界來界定都市，陷入聚落拜物教的盲點。都市的實體運作是仰賴許多以往被視為是非都市地區的服務，像是資源開採、農工業土地使用、廢棄物清理區域等以往被視為是荒野或鄉村等非都市地區的支持與服務，故研究都市不能侷限於都市建城環境，而是必須分析都市化的過程。
第二，主流論述都沒有清楚定義城市與鄉村兩者。在都市年代的論述中，城市與鄉村都被過度地概括化，即使一個地方被稱之為城市，內部的組成還是有許多異質現象。舉例而言，鄉村這個分類其實就是把「非都市」的居住環境，都丟到這個分類裡面，「鄉村」一詞只是一個概念黑盒子，並沒有說明在不同的脈絡中這些空間有什麼樣的共同特徵。
無遠弗屆的都市？
那麼，都市應該如何被界定？Gandy 以倫敦的都市邊界為例，直覺上，人們會以行政區域作為城市的邊界。然而這個界定方式似乎難以掌握倫敦的日常生活與都市整體。或許有人會用1960年劃設的都市綠帶，來界定倫敦的城市邊界。因為都市綠帶劃設的目的主要是用來避免（都市大型開發無限制地蔓延至綠帶外）都市土地過度開發，避免鄰近的市鎮混為一處、保護鄉村被侵入等（NPPF, DCLG, 2012 May）。
然而，當今倫敦綠帶周遭的土地使用都被劃設為高密度使用區，而當地居民甚至也反對綠帶範圍擴張，再加上倫敦市開發了一條從泰晤士河口至東部的橫貫鐵路（from Shenfield to Reading, Crossrail），貫穿綠帶，也使得以綠帶作為界定城市邊界的方式顯得有問題。
布倫納在他2013年的〈論都市化〉（These on Urbanization）一文中，採用有別於傳統都市／鄉村二分法，來呈現新的都市化分類，試圖去取捕捉都市與鄉村邊界的關聯性、模糊性與變動性。因為都市與全球資本主義影響、基礎設施的興建，以及物質與資源的流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由蘇黎世理工大學（ETH）工作室團隊所繪製的地圖正好提供了新都市化分類的可能性，〈瑞士都市潛力地圖〉使用了五個不同的分類取代傳統的都市鄉村二分法（分別是大都會區域、城市系統、安靜區域、阿爾卑斯山脈旅遊區、阿爾卑斯山脈閒置土地）。
布倫納則使用了全球運輸設施、旅運時間地圖、海洋邊界的改變的三張地圖說明都市化。他以全球運輸路線地圖則表達密度逐漸增加的都市聚集，擴張的都市化，以及都市和都市之間的連結性；以區域的流動程度說明不斷擴張的都市化場域（明度最亮的黃色表達至鄰近大城市中心所需的旅運時間低於一天；深黃色則表示較長的旅運時間）；並且透過海底纜線設施設置、海運路徑，以及海底資源採取系統說明連全球海洋邊界已經成為擴張都市化策略性的領域。
重新界定都市
顯然在都市年代下，我們需要新概念來掌握都市的複雜性，而梅里菲爾德認為列斐伏爾早已預見都市年代的到來，未來社會將是都市社會 [6]。誠如前述所言，許多人都將城市誤以為是一物體或分類，可以透過行政區或建城環境區分都市與鄉村的邊界，即使是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分析，未能體察都市化是促使工業化的發展動力，並未從工業生產的分析推論出社會的都市化現象。不過透過列斐伏爾提出的都市社會能夠讓人們避免陷入盲區（blend field)，進而掌握都市社會現象的發展。
梅里菲爾德認為界定都市的方式可以從本質（substance）／屬性（attribute）兩組概念來界定都市。屬性是指永續城市、捷運、自來水系統等用來支持都市運作的基礎形式或制度等，但這些屬性並不足以定義都市。都市的定義應該是透過都市社會關係來界定都市，才能掌握都市意義，就如同馬克思提出價值、資本、勞動等概念來衡量資本主義現象。都市社會關係作為一種本質是存在於每一個都市屬性。
如果藉由抽象化都市的物理邊界來重新定義都市，布倫納和施密德將都市化分為三種過程 [7]。首先，聚集都市化（concentrated urbanization）用以描述人口密集且具有都市聚集效應的區域，可以是城市、城市區域或大都會區。
其次，延伸都市化（extended urbanization）則是指人口較為稀少的地方（在傳統分類區為鄉村／非都市)，但其土地利用活動是為了維持都市的日常運作，像是工業化農業、焚化爐、礦場等，又被稱為運作地景（operational landscape)。
至於由聚集都市化與延伸都市化相互影響形成的差異都市化（differentiated urbanization）則強調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會進一步造成社會空間的再結構（social spatial configuration）過程，並且影響的範圍超過傳統所定義的都市邊界（例如：行政區域）。他們也強調，除了上述的抽象邏輯之外，城市一直都是由使用者共同創造與轉變，逐漸形成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
行星都市化下的都市革命
其實列斐伏爾是最早發現行星都市化的學者，梅里菲爾德認為當列斐伏爾的觀點從「接近城市的權力」（the right to the city）轉向「都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時，列斐伏爾早就發現新形態的公民權已逐漸浮現，快速都市化讓都市社會成真，距離不再是公民合作的障礙，城市邊界與國族認同並非主要的動員方式，而是全球人們相互遭逢共同面對的挑戰。如同當代青年失業問題與勞工失業問題已經不只是特定階層才面臨的問題，而是全球共同面對的問題，例如：華爾街運動的口號 We are the 99%，再加上社群媒體的發展，帶動新都市革命的發生 [8]。
雖然行星都市化是資本主義掠奪的擴張，但也同時促使都市革命與遭逢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encounter）發生的可能。二十一世紀隨著資通訊發展，人們可以藉由社群媒體，更容易相互遭逢且不受限於實質環境，並帶起新都市革命，像是紐約、倫敦、開羅等地的佔領運動有賴於社群媒體的協助，讓不同階級、性別與種族的人群相互遭逢 [9]。
在此遭逢政治是為了處理列斐伏爾「接近城市的權力」對於城市與權力二詞定義不清的問題，並延續列斐伏爾的「都市革命」，認為革命不只是意味著接近城市而已，而是要接近民主。當前的都市革命不是以階級鬥爭為號召，而是因不同身分的行動者齊聚一堂產生的共同性，且資通訊創新讓無論在場或不在場的人都共同參與其中。
行星都市化下的都市政治生態學
行星都市化的概念擴散至其他都市研究領域，像是都市政治生態學調整其方法論，主張不應以城市邊界作為研究的基本單位，而是以都市紋理向外延伸的空間不均，來分析都市的物質流、基礎建設網絡等新陳代謝的作用過程 [10]。
學者阿爾博萊達（Arboleda）提供行星都市化一些較詳盡的經驗研究 [11]，由於2003年因都市化使得全球於原物料的需求提升，帶動全球原料商品價格的上漲，因此拉丁美洲國家也積極發展資源開採業，並興建交通設施，讓資源較易輸出供應全球，其中智利的瓦斯科從1997年起至今共興建六座火力發電廠、三個工業海港、一座大型煉鐵廠與礦渣池，以及規劃鄰近地區的鈦礦開採等支持國內外都市的運作地景，改變當地的日常生活，也造成嚴重的環境汙染，因此都市新陳代謝並不止於都市的鄰近區域，更是跨國流通，像是當前許多電子器材裏的銅可能是來自智利礦區。
行星仕紳化
行星都市化的概念也被部分學者應用至仕紳化（gentrification）研究。Lees等人在2016年的研究中 [12]，挑戰過去歐美傳統的仕紳化理論與芝加哥學派的都市理論－－社區尺度的仕紳化、城市核心／邊陲關係、郊區化／都市化的二分法。他們主要的觀點在於，當代都市發展的多樣化使都市不再是市中心（inner city）、中心城市（central city），或是單一歷史中心的都市發展，而是多樣化的市中心。同時，仕紳化也不再限於市中心的社區尺度，而是有可能發生在都市中其他的尺度，或是超越都市行政邊界、延伸到郊區例如：在紐約、倫敦等西方城市邊界已經出現由中產階級主導，都市邊陲的郊區化（suburbanisation）、或可稱發生在都市外圍的仕紳化現象（Suburban-like gentrification），因此當代仕紳化過程模糊了郊區與城市之間的界線。
這些資本投資給予中產階級重塑都市空間的機會，透過投機活動創造新的需求，資本積累與空間修補的過程不再限於都市市中心，也能夠在鄉村領域發現，而且市中心仕紳化與郊區都市化對於投資客與住民選擇而言，不再是零和遊戲 [13]，市中心再發展與郊區化兩者可能會同時發生，例如：來自國內或國外的移民會選擇移居到都市與鄉村，並且投資郊區的科學中心或市中心的金融特區。仕紳化過程也不再限於社區尺度，Lees等人也提出在南方城市的仕紳化大部分都大於社區尺度，例如：在首爾透過仕紳化計畫經常是「大都會尺度」，即都市學者 Shin 與 Kim 指稱的超級仕紳化（mega-gentrification）[14]；或是里約熱內盧從1990s年後由國家進行一系列的市中心貧窮地區大尺度的房屋與社會重整。
反思鄉村，鄉村是否還存在？
如果行星都市化已遍及全球，鄉村是否真的就此消失？部分學者認為行星都市化過於簡化鄉村，鄉村並沒有完全消失，世界也沒有變成都市行星；而且行星都市化的主體想像也過於單調。
學者沃克認為並不是所有鄉村都已經被吸納進資本主義或都市裡 [15]，甚至有些城市發生了鄉村化現象，像是美國加州。另一位學者羅伊則以印度 Dankuni 與 Bhatpara 為例 [16]，兩地雖然因為人口快速成長，升格為市政府層級，而新設市政府忙著於當地進行市鎮規劃、興建供水系統與人口登記，但在當地有許多沒有登記在土地利用圖上的貧民窟，而這些貧民窟的形成是跟英國殖民時期東印度公司的黃麻與紙廠設置有關。
因此，都市化不只是都市問題（urban question），還同時是農民問題（agrarian question）。因為都市土地問題是與農民土地改革相互交雜，而且當地的政治主體也不同於梅里菲爾德佔領運動中為了爭取民主的新都市受益者，而是一群正在準備新市政選舉的都市地方組織和鄉村資助人結合的現象。顯然行星都市化有過度簡化鄉村與農民研究的問題。
另一方面，學者 Leitner 和 Sheppard 認為當行星達到全面都市化時 [17]，人們應該要離開人類中心主義的都市理論，正視非人世界（more-than-human world）的共同存在，這也呼應裝配都市主義的觀點（裝配都市主義將會於第三篇文章有詳細的說明）與近年對於人類世研究的討論。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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