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昱凱
外來種、生態保育與精神焦慮
2016年11月底，上下游新聞記者郭琇真提到「並非蚯蚓就是好 外來蚯蚓大量混養 引發生態衝擊」，該文提到蚯蚓雖能協助分解廚餘或腐植質，化為有機肥，甚至改良土壤質地。然而，目前蚯蚓養殖場以混養的方式養殖數種外來種，如非洲夜蚯蚓或歐洲紅蚯蚓。其中非洲夜蚯蚓有可能具有入侵風險。在40、50年前引進的外來蚯蚓「黃頸蜷蚓」已遍布全台，因其產生的糞土細緻性高，遇水後容易聚集，導致土壤的透氣性降低。當我讀到這篇文章時，感到發常訝異，沒想到生活於土壤且體型較小的蚯蚓也是外來種防治的項目之一。正因生活環境與體型較少不易察覺的特徵，似乎也引起我心中一點點的焦慮，因為一旦擴散後就更難防堵。然而，對於外來種入侵我們該如何因應？我們又為何會對外來種入侵感到恐慌？這段外來種與精神狀態的關聯正能呼應Paul Robbins在Cultural Geographies期刊上刊的一篇探討生態焦慮失序的文章。
2011年6月，以Mark Davis為首的18位科學家共同在的Nature發表一篇「不要以物種的起源來評斷牠們」的文章，主張既有的生態保育或復育都試圖界定一種「自然」的狀態，並且回復到過去的自然狀態，但如何界定自然狀態，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相反地，人們應該勇於接受新生態學（novel ecologies） 或入侵生態學，並與之共存。2011年7月數百名生物學家、生態學家與保育學者共同發表聲明反對Davis的主張。我們該如何思考入侵種？而又該如何推動生態保育？Davis認為外來種這一詞經常背負著太多可被詮釋的包袱，以及文化恐懼，說明了是因為人類的價值與道德來評斷物種的好壞，但Davis的提問之所以如此震撼是因為他質疑了既有生態科學社群做科學的方式。
若人類的影響力已經成為一種強大的營力，使得地質年代進入人類世，那麼生態保育跟人類世之間的關聯又是什麼？一是生態系遭受人類破壞，造成不可逆的改變，人們內心感到恐慌，試圖保留或復原生態系，避免更多損害，但在保育的過程中涉及價值判斷（保育生態學的作法）。二是生態研究中經常提及環境基準線或正常狀態的變遷等規範性的假設，但又對於環境變遷或狀態做出價值判斷感到焦慮 （Davis提倡的新生態學）。對於Paul Robbins 而言，不論是既有的保育生態學，或者是Mark Davis的新生態學，兩者內部都存在著生態焦慮失序（ecological anxiety disorder）的精神官能症問題。對於既有保育生態學而言，因為人類的負面活動造成生態變遷，但生態研究對於規範性評估做得還不夠多，所以保育是要盡可能減少人類對於自然的影響，並產生恐人症（anthrophobia）現象。Davis則反對用人們的價值觀來評斷外來種，期望採更客觀的評估，盡可能避免政治語言對於科學評估中的介入，因此新生態學派的人陷入一種自動恐懼症（autophobia）。
生態學者的焦慮與恐懼症
借用拉岡在精神分析的用詞，雙方對於生態保育的焦慮轉變成恐懼症是一種正常現象，因為焦慮是促成他們致力於科學的動機。從拉岡的觀點來看，焦慮（anxiety）不同於恐懼（fear），焦慮是指患者自身匱乏的一部分，因此生態學者致力於研究那些他們未知的部分；恐懼通常被拉岡以恐懼症（phobia） 來處，因為恐懼症可以讓患者的精神集中在外在客體。外在客體通常是具有象徵意涵的外在問題，可以讓患者將非理性的能量疏導到該客體上。因此這兩派生態學家都將他們的焦慮化為科學研究，但隨之而來的是面對恐懼症的無能為力。保育生態學者對於自己無法讓生態系回到人類破壞之前自然般地運作感到失望；新生態學則對於能否將自己的觀點加入生態評估之中感到困惑。
Paul Robbins對於生態科學家的診斷並不是要批評他們，而是試圖揭露科學的文化。焦慮一直以來都是驅動人們探索知識與發展科學實踐的動力，一旦焦慮變成恐懼症時，卻停滯了這個動力。借用拉岡在主體的倒錯（Subversion of the Subject）一書中提到學術社群擁有一種趨勢他們去理解小客體[1]（objet petit a）的憂鬱症傾向。所謂的小客體可被視為最能夠代表焦慮的客體，因為它是所有文字跟分類都無法界定的客體，也等同於主體的慾望，其中「自然」就是生態學者的小客體。生態學者們竭盡所能地探索自然現象，但自然是一項無法被象徵化與不斷流逝的客體，正因其無法被持有，才使得生態學家感到焦慮。
雖然恐懼症的根源也是焦慮（焦慮是無法被移除的），但透過恐懼症來表達焦慮是有問題的表達方式。具體而言，當保育生態學發現我們已經身處在人類世時，自然早已終結，既有的生態保育原則（象徵系統）產生了危機，人們缺乏行動（道德） 的指南針來指引人們應該要依循哪些規範性準則保護自然。我們已經無法回到過去了，而保育生態學者也迷失自我，因為他們失去過去美好的想像，也無法看見未來。
那麼我們該怎麼做？我們應該讓瀕臨絕種的物種直接接受氣候變遷的衝擊嗎？或者是人們應該把物種的基因冰凍起來，好讓我們在未來能把牠們重新復育？又或者是我們該引進新的物種來讓既有危險的生態系統可以回復或達到新功能？這些問題都顯示了人們試圖透過生態創新的方式尋找新方向。雖然這些新方法還仍運用一些傳統規範性的工具協助決策，像是生態結構與功能評估，但在運用上依然衍生許多問題。
若從生態結構（生態系組成與豐度）來看，透過一種新物種來取代另一種有可能會造成整個系統的改變，而且生態結構的運作經常是有許多歷史偶然跟路徑依賴，並非單一規則所決定。因此即使科學家能夠透過比較研究，發現生態系之間類似或可知的特徵，但要將特徵挪用到另一新生態系，在應用上的可行性還是非常低，所以生態結構難以成為創新生態系的指南。生態功能的應用也會發生類似的問題，因為生態功能是分析生物在系統中做了什麼？像是對於生物量或養分循環的影響。雖然生態功能可以讓科學家計算能量的增減，但是這個觀點只從量性變化思考，卻忽略了新生態系內部組成替換後是否真的能夠提供同樣的服務，這過程涉及人們對於生態系服務的計價與價值判斷。傳統的結構與功能觀點仍然無法回應人類世下科學家面臨的恐懼，科學家仍必須面對政治問題。
如果說我們無法躲避人類世下的政治問題，那麼這些導致生態學者無法行動的恐懼症又該如何處理？依據拉岡的建議，要回應恐懼症就要直接讓人們說出他們的慾求。有沒有順應著你內心的慾求行動？因此我們必須體察到新生態學的政治，並說出我們到底想要跟不想要什麼樣的生態。
再野化：人類世下的生態實驗
生態學者Dennis Hansen跟他的研究團隊在印度洋島嶼－模里西斯，進行大規模的生態復育實驗，他們試圖復育一種生長速度緩慢的烏木。烏木原先分布在低地與海岸，但隨著殖民與後殖民時期人類拓荒，大多數的烏木已被砍伐。因為原生巨龜的消失使得森林景觀復育較為困難，早年島嶼上有一種巨龜會食用烏木果實，經過巨龜的消化後，烏木的種子才得以散布並且順利發芽，但殖民時期海軍大肆獵捕巨龜，使得巨龜在1795年左右滅絕。Hansen與研究團隊為解決此一難題，決定引進外來巨龜，但這種作法違反了許多既有保育原則，但實驗證實經過外來巨龜消化的果實種子其發芽的成功率比較高。
這類計畫可被稱為「再野化」（rewilding），透過引進與滅絕物種較相近的物種，來重建人類存在之前的生態系[2]。再野化最早是由Josh Donlan與其夥伴提出，他們試圖復育更新世滅絕的物種，分別將非洲獵豹、亞非大象與獅子引進北美。反對再野化的團體認為非洲物種不一定適合北美，而且還可能危害北美的動物們，這類實驗存在著許多不確定性，恐造成生態危機。不過對於Paul Robbins而言，再野化直接觸及兩種恐慌症的恐懼。對於恐人症而言，再野化太過人為介入，存在人為風險；對自動恐懼症而言，以人為的方式引入外來種來回復想像中的過往荒野，是非常矛盾的事情。Paul Robbins主張人類世下對於生態保育的標準應該超越人們行為的先驗欲求（去人的保育），或者只是追求客觀評估標準與行動方案，而應該是要把生態介入的政治說明清楚。透過這些實驗中人們想要的是什麼？在這之中是誰的價值觀？
在印度洋島嶼的案例中是歐美研究人員指揮實驗，回復地方居民與當地的自然景觀。歐美殖民者在十八世紀獵捕巨龜，並且砍伐烏木，但現在是他們帶著歐美科學知識進行復育工作。這樣的實驗要如何成為島嶼居民欲求的一部分？若從島嶼的政治地理學來看，全球氣候變遷使得印度洋的島嶼面臨海平面上升，海岸線後退的威脅，而這項計畫有助於理解島嶼國家面臨的威脅。透過巨龜計畫也解開繫在人類世下研究者手上的戈耳狄俄斯之结，Hansen宣稱這項實驗大部分的設計是可以取消的，而且僅會對於當地造成影響，這樣的設計類似臨床上對於恐懼症的治療方式－認知行為治療。在病人自身可以控制的情況下刺激病徵，讓病人自身產生恐懼或焦慮，並感受恐懼症的來源。因此這項實驗可以讓生物學家學習在人們建構的世界下生活，並學習接受人類無法控制的部分。科學概念與實作永遠無法遠離於政治慾望，只有面對政治慾望才能緩和人類世下的焦慮。
即使我們已經能夠接受與人類世共存，但並非所有新生態學都是相同的，有些新生態學是我們慾求的，但有些不是。因此在這過程中科學社群想要哪種實驗的自然？要跟哪些政治群體結盟？這並沒有預設答案，人們不需要在把所有外來種移除或者是放寬外來種移動的管制標準兩個極端選項之間做選擇。我們應該要思考的是我們已經生活在人類世下，並非所有的自然現象都在人類的掌控之下。我們要學著跟世界共存，說出我們自身的慾望，才能減緩我們的恐懼。
註解
拉岡的精神分析是有經歷過三個階段的改變，分別是鏡像界、象徵界與真實界。其中objet petit a是屬於真實界時期發展出來的概念。透過Zizek在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一書中可知人們的身分認同通常是透過象徵界的表意鍊的運作，經過兩次的定位，才能表明其身分認同，但在真實情況中並不是所有的事物都能被置放於表意鍊上，而那些無法被放置於表意鍊或社會秩序的事物就會被歸類為objet petit a，而objet petit a通常可視為焦慮的來源 （Zizek, 2009）。
地理學家Jamie Lorimer在他最新著作 Wildlife in the Anthropocene : Conservation After Nature中，提到荷蘭的Oostvaardersplassen（OVP）案例。OVP位於阿姆斯特丹北邊，原先是由國家持有的低窪地，後來興建堤防做為工業發展用地，成為一座人造島。後因經濟與水利工程因素，人們停止使用該地，但因OVP與農地比鄰且多為開放草地，現今被野生動物佔據，並在1980年由國家生態復育局管理，由Frans Vera管轄。Frans Vera是一位魅力但也充滿爭議的古生物學家與保育學家。他主張OVP的保育不是以造林為最終目標，他提倡以森林牧場混用的經營方式，因為以往的生態學者都認為保育就是要讓生態系達到盛極相（climax），即樹冠封閉達到一均衡狀態，取而代之是非均衡的動態經營。科學家應放任牛隻在濕地與既有的河堤旁生活，不需要控制物種數量，讓動物自行求生，生老病死都隨著自然法則，達到「荒野」的概念。然而，有些動保團體看到OVP內的動物生命受到殘害，要求政府應要強制介入，引發一系列動物權與生態復育的爭論。
參考文獻
Davis, M. A., M. K. Chew, R. J. Hobs, A. E. Lugo, J. J. Ewel, G. J. Vermeij, J. H.Brown, M. L. Rosenzweig, M. R. Gardener, S. P. Carroll, K. Tompson, S. T. A. Pickett, J. C. Stromberg, P D. Tredici, K. N, Suding, J. G. Ehrenfeld, J. P. Grime, J. Mascaro and J. C. Briggs (2011) Don’t judge species on their origins, Nature, 474: 153-154.
Lorimer, J. (2015) Wildlife in the Anthropocene : Conservation After Nature, Minnesota, United State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Kaiser-Bunburya, C. N., A. Travesetb, and D. M. Hansen (2010)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plant–animal mutualisms on oceanic islands , Perspectives in Plant Ecology, Evolution and Systematics , 12: 131-143.
Zizek, S. (200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United Kingdom: Verso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