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新恩、徐琬婷、黃珩婷
風災過後，好茶社群意識的再凝聚
根據《莫拉克風災重建條例》，屏東縣政府與台糖洽談將「瑪家農場」移撥，規劃「禮納里」提供大社、瑪家及好茶安置，於2010年完成「禮納里」空間、建築配置。然而禮納里的空間、建築配置，卻忽視大社、瑪家為排灣族，好茶為魯凱族，及族群之間長久以來歷史、文化發展上的差異性。
瑪家和大社，雖然同屬排灣族，但分別隸屬不同的亞群，瑪家屬於布曹爾群，大社屬於拉瓦爾群。兩群無論在神話起源、頭目世系及傳統領域範圍，可以說是完全獨立自主、互不隸屬。因此，即使同屬一個族群，語言也相通，一旦涉及部落主權，尤其關係到土地權的歸屬，不同部落間也是壁壘分明，甚至曾發生武力的衝突[1]。此外，排灣族與魯凱族過去歷史，因彼此爭奪生活場域而常有相互獵人頭的事件，三大族群的地域性十分明顯，但在官方眼中認為皆是「原住民」。
政府為求災後重建效率及強化「原住民」文化認同，提出家屋營造補助辦法，只要是符合時程及彰顯文化特色，每戶補助獎勵十萬元。是故在申請補助上有時間限制、及並要求申請資格為能突顯原住民文化風格的營造方式。
在此種申請限制下，好茶居民為求在期限內能取得補助款，只好請不懂魯凱族文化的平地包商施工，同時因為政府強調要具有原住民文化特色的認證，而造成好茶居民之間內部文化的衝突；像是平地包商不了解原住民文化圖騰的意涵，而誤植象徵頭目圖騰在平民家屋，而造成部落族人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有些家戶會用金錢交易和頭目、貴族購買圖騰。這些過程皆凸顯了好茶部落自身文化認同逐漸弱化的現象。
好茶族人在此種明確「弱勢」的新領域中，體認到必須更強化自身的領域性、及文化認同，才不至於「流離失所」。好茶耆老歷經多次風災後，開始重視新一代年輕人的力量。因好茶耆老均不會說漢語，與政府開會時多傾向認同政府的想法，然而歷經第一次遷村、及多次風災過後，好茶人並未因此安居樂業，「家」依舊未成「家」。瑪家水庫事件、聖帕颱風過後，看見好茶年輕人投入部落事務、與政府溝通、抗衡的能力，與過去認為年輕人不懂，到逐漸願意將部落事務移交給年輕人處理，耆老成為背後支持社群的力量。
於是交由「好茶青年會」成立「脫鞋子的好茶部落」，統籌規劃好茶文化產業發展，進行「接待家庭」[2]計畫。重新舉行部落的收穫祭、豐年祭、及百合花祭，強調部落文化的特殊性。例如，透過百合花祭的舉行詮釋好茶文化在魯凱族文化中的特殊性，強調百合花在好茶社群中文化意涵。同時與瑪家、大社部落合作，像是瑪家的飲食文化較為精緻，便由瑪家提供飲食；而大社部落擁有卓越的工匠藝術，提供觀光客欣賞及購買藝品，作整體「禮納里」原住民文化生活體驗的觀光行程。
新舊世代「家」意涵的轉變
2010年，好茶居民定居於「禮納里」，然而受限於〈莫拉克颱風災後劃定特定區域原住居民遷村五項原則〉第二條規定：「經鑑定為危險地區，應與當地居民進行諮商，願意撤離者，政府將提供永久屋配住並協助輔導轉業；如經溝通後仍不願撤離者，則應告知該危險地區亦不得供人居住，土地並降限使用」；另第三條規定：「獲配永久屋住民，不得再回原居地建造住屋居住」。以上規定，導致災民必須放棄山上原鄉，遠離家園[3]。
莫拉克風災成為好茶居民「家」意涵轉變的關鍵事件，原住民「家」意涵即為部落社群與自然長期互動積累而成的文化符碼，作為社群自我認同與自我賦權的重要論述。
對曾經居住於隘寮南溪中游，高度在900-1000公尺左右山坡上的好茶居民而言，舊好茶是和祖靈在一起的家（baliu），而禮納里部落則是臨時搭建的工寮；而曾經跟著家人偶爾回到舊好茶部落，而有部落空間生活記憶的中壯年居民，認為舊好茶也是和祖靈在一起的家，然而禮納里是一般家屋；然而出生在新好茶世代的年輕人則無法透過魯凱族關於家的語彙（baliu--「和祖靈在一起的家」；Umauma--「臨時搭建的工寮」；Dane--「一般家屋」）辨認家空間的意涵。
即便如此，歷經莫拉克颱風過後，所研擬的災後法秩序條例中，得以從族群邊緣化和排斥的經驗，及這些過程所造就的空間，轉化成策略性的資源，取得「邊緣化」的視角，辨視「自我」與「他者」，透過書寫策略、媒體資源、社群網絡，重擬屬於新好茶世代的「家」，詮釋好茶部落文化意涵，像是好茶青年會所發起「脫鞋子的好茶部落」，藉由特殊命名引發外界好奇好茶的文化。「脫鞋子」意味著無論遠在都市工作回家的好茶青年、外來者、或者讓居住在永久屋的老人，都能有融入好茶「家」的感覺。
進入好茶庭院的第一步驟即是「脫鞋子」，透過「脫鞋子」，讓外來者體會好茶家屋的空間概念，即是進入到好茶接待客人的「客廳」；有別於漢人家屋客廳在室內的概念。
新一代好茶青年發起「脫鞋子的好茶部落」不僅重新詮釋好茶家屋的空間意涵，同時作為促進好茶地方文化產業的發展，有別於市場觀光導向，強調的是透過生活結合產業與族人彼此的心靈陪伴來延續好茶部落「共耕共享」的文化與價值，「脫鞋子」作為「儀式性」行為象徵好茶部落族人對土地的尊重與認同及成為族群凝聚意識的方式。
此外，新一代好茶青年目前正積極為部落爭取墓地，重新為部落建構baliu。新一代的好茶青年雖無法透過傳統語彙辨認「家屋」的空間意涵，然而正透過他們的策略性活動，為他們「流離失所」的族人重建「家園」。
莫拉克風災之後？
我們可見好茶社群文化認同的轉變反映在對「家」意涵的詮釋，成為一種機動性詞彙（mobile terms），在不同時空尺度穿越時，產生新的效用及再被曲解[4]。
好茶部落歷經日治時期至今，因不同政府在不同歷史、社會、文化脈絡中，強加「宜居生活」的想像於好茶社群，逐步建構其「原住民」形象並邊緣化、均質化的同時，好茶社群逐漸受「便利生活」的召喚，使得好茶社群開始與自然共構的生活脫離，「舊好茶」才得以成為好茶人積累能動性的「原鄉空間」。
「瑪家水庫事件」、「舊好茶為國家文化資產」可視為好茶社群在主流文化論述被以他者對待而邊緣化、均質化中，逐漸取得抵抗能力的過程。透過邊緣化他者的視角，以原住民意識形態瞭解自身社會處境的關鍵，重新看待社群與「家」之間的連結。而莫拉克颱風雖是毀壞好茶的物理家園，然而卻是好茶社群能動性積累的關鍵，物理家園雖崩壞，但「家」成為新世代好茶人策略性抵抗的空間。
註解
台邦撒沙勒（2012）。災難、遷村與社會脆弱性：古茶布安的例子，台灣人類學刊，10（1）：51-92。
根據永久屋條例，不得作租售、買賣等行為，因而好茶青年發展「接待家庭」計畫，發展套裝深度文化旅遊行程，讓非好茶人了解好茶社群的議題，並重新振新部落文化、經濟的發展。
同1。
Tania Li (2004).“Environment, Indigeneity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Liberation Ecologies: Evironment, Development, Social movement.(2nd ed), (pp339-370), London and Y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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