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昱凱（杜倫大學地理學博士候選人）
在還未踏上越南之前，我對於越南的印象，經常是教科書上提到的越戰與橙劑的歷史，近年則是關於越南新住民來台、臺商到越南投資、臺塑河靜污染，或是越南咖啡與茶。對我而言，作為一位越南研究新手，該如何了解越南社會與定位越南研究是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越戰、記憶與認同
回顧越南歷史有助於我們理解越南社會。對於中文讀者而言，2018年高夏的那本如磚頭般厚的《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可以當作是越南研究的第一本入門書。高夏嘗試以越南為中心的方式，回顧阮氏王朝、法國殖民時期、南北越與越（美）戰的歷史，在寫作上是以政治事件為主體，但因為整本書相當厚，可能會挑戰讀者的耐心。
在上述歷史中，越戰的歷史寫作因為越南與美國對於戰爭的詮釋與史觀的差異，而有較多爭議。或許是因爲歷史課經常把越戰放在冷戰的脈絡下來看，經常會讓學生站在美方的立場（至少我在高中的時候是這樣）。然而，當我到胡志明市參觀戰爭博物館時，看見戰爭時期的民眾的生活照片，也開始讓我思考該如何理解戰爭中的民眾？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這些觀光景點，像是戰爭博物館的照片，或是胡志明市的統一宮的解說都是經過越南政府的設計，來影響觀者理解歷史，特別是在全球化下的越南觀光產業的盛行，外國觀光客，特別是美國人，來到越南也會進一步形塑這段歷史的詮釋 [1]。
直到2020年2月，我在越南遇見了一群從歐洲來的博士生，他們的背景與研究興趣更深刻地影響了我對於越南研究的看法。這群博士生中，有人從事地理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與政治學的相關研究，像是流離研究、戰爭、記憶與認同，以及橙劑的環境政治。這群博士生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越僑 (Việt Kiều)，從小就在歐洲長大，因此回到越南從事研究對他們有著特別的意義。這些越僑博士生都非常喜歡越南裔美國小說家阮清越（Nguyễn Thanh Việt）。阮清越的作品圍繞在越戰記憶與難民生命史等主題，其中在他的報導作品《一切從未死去：越南和戰爭回憶》（Nothing Ever Dies: Vietnam and the Memory of War）在開頭寫道：「所有的戰爭都會打兩次，第一次是在戰場，第二次是在記憶（all wars are fought twice, the first time on the battlefield, the second time in memory.）」。這邊的記憶可以是美國或越南對於越戰的記憶，但要注意的是即使是越南的國族記憶也並非是均質單一的，取決於從哪一個立場來看。
近年，有許多越南裔的美國或是歐洲年輕人會來到胡志明市學越南語或是工作，他們的父母可能是在二戰後或是越戰離開越南，並且長居在歐美等地。這些遷徙的經驗是鑲嵌在越戰的歷史背景下，這些第二代或第三代的越南裔的身分認同會受到家庭與成長經驗影響，既是歐美人，也是越南人，但在歐美或是越南都會可能會被視為是外來人。未來在臺灣，流離研究或許會再度成為研究重點，除了因為地緣政治的變化下來到臺灣的香港人之外，也包含新臺灣之子，而他們的遷徙經驗會跟因為越戰遷徙後的第二代越南裔，會呈現不一樣的樣貌。
越南的都市研究：胡志明市與現代性
我第一天到胡志明市時，從機場搭計程車到租屋處，真的被路上的機車嚇到了，不少機車騎士跟路人都不一定會遵守交通號誌，但仍保持著亂中有序的方式進行著。
當越南朋友問我對於越南的第一印象是什麼，我都會說交通很混亂，他們告訴我越南的車禍發生率相當高。按照WHO的報告，在越南每十萬人就有24.5人因車禍死亡，是臺灣的兩倍左右（12.4人／每十萬人）[2] 。越南朋友也告訴我在越南因為汽車關稅很高，所以大多數的人都會有機車，但不是每個家庭都能夠負擔的汽車。因為這樣的交通習慣，修車產業在越南是相當重要的服務業，再加上越南的道路有很明顯的城鄉差異，都市的道路通常維持的比較好，但是連外道路的路況可能就會比較差 [3]。
我到越南的第一天正好是越南國慶日，越南朋友說要帶我去越南最高大廈看煙火，仰望著那棟大廈，難免也讓我想到臺北101。相較於河內作為政治與文化首都，胡志明市則是比較現代化與商業化的城市，Landmark 81下面是購物商場Vincom，旁邊則有許多Vinhome蓋的現代大樓住宅。不過在胡志明市的其他郡則又呈現不同的樣貌，像是第二郡有許多外國商務人士居住、第五郡有許多華人，有著不同的功能分區與街道生活。有些曾經住在市中心的越南人，也會搬到近胡志明市外面的美式郊區。新聞台上也不斷地播放著以西方上流階級作為投射的生活想像，像是Aquacity的廣告。胡志明市變化的速度非常地快，人類學者 Erik Harms 曾撰寫兩本關於西貢邊陲與土地開發的都市民族誌 [4]。如果將眼光投射到越南統一時期的建築，則可見東德的技術支援如何影響社會主義的都市設計與基礎設施 [5]。
作為一位曾經在臺灣受到都市研究訓練的人，非常容易地會覺得越南胡志明市有點像是臺灣十年或是二十年前的樣子，但又在很短的時間內快速都市化，許多臺灣曾經做過的都市研究也都很值得在胡志明市再問一遍，像是新自由都市主義（neoliberal urbanism）、都市房地產與階級流動，捷運興建與都市交通重構，或是都市非正式性（urban informality）。
即使我知道後殖民都市研究者曾提醒我們不應該帶著線性進步觀與西方現代性的視角[6]，將胡志明市看作一座後進城市，但作為一位具有亞洲經驗的地理學者，還是會覺得很深刻的既視感，很難不覺得這就像是二十、三十年前的臺灣。不過即使如同加拿大的地理學者Jamie Peck提議把都市比較研究放在全球政治經濟的脈絡下來看 [7]，越南的新自由主義化經驗還是會受到社會主義的影響 [8]。
越南的環境史與科技史
除了都市研究之外，越南的農民與環境研究也是相當重要的分支。越南的農村研究很早就受到人類學家與政治學家關注。1977年，Scott就透過歷史檔案的分析，以1930年代的法屬安南義安與河靜省為例，提出的「道德經濟」概念，指出農民對於經濟的概念不在於個人利益的極大化，而是在於透過社群互助的方式，維持個人生計。相反地，Popkin 在1979 年則主張越南農民是理性選擇、個人化與利益導向的行動者。然而，這兩方的論點在越南經歷社會主義與市場改革（đổi mới），加入WTO後是否還適用需要進一步檢視。
2007年，人類學家McElwee 重返河靜省進行家戶調查研究，發現由於越南農業整合到市場經濟中，農民在作物上比較偏重特定的經濟作物（稻米、咖啡或是蝦），更仰賴中盤商來購買肥料、收購作物與進行產品加工，無法負擔債務的農民會被迫抵押土地給中盤商。不過McElwee認為對於越南農民起身反抗的誘因，還是跟道德經濟有些類似，是基於農民對於權利、平等，以及有沒有獲得適當的協助作為判準。
在2010年後，有更多西方學者透過環境史與科技史的角度來分析不同時代下，越南人、高棉人、中國人與少數民族，以及法國人與美國人如何開發湄公河三角洲、水資源、林業資源與橙劑殘留 [9]。這些研究大多將環境資源的開發跟越南的國家建立連結在一起，而國家的建立往往涉及到國家土地制度與國界的確立 [10]。
舉例來說，法國殖民時期為了治理中部高地（upland）便必須要做土地調查，建立土地產權，以及控制少數民族。而林業經常被視為是國家資產，但是少數民族的游耕活動經常會砍到樹木，焚燒森林。對於法國殖民政府或是越南政府（無論南北越）都視為是必須要治理的對象。法國殖民政府曾經從紅河三角洲號召大量的京族（越南的主體民族）到湄公河三角洲或是高地開墾或擔任橡膠工人，一方面是填補南部缺工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減緩紅河三角洲人口稠密與糧荒的問題。然而，當法國殖民政府要發展橡膠產業時，「發現」京族人並不擅長清理樹木的工作，又很常會弄傷自己，所以必須要仰賴高地族（Montagnards 或稱 người Thượng）的砍樹技術。在湄公河三角洲方面，從法國殖民政府時期到越南統一之後，都經常要號召許多技術工人開墾沼澤地，像是興建排水與灌溉設施，以建立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在這之中國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法國殖民時期（1940年代），法國地理學家Pierre Gourou扮演著協助政府的重要的角色，他提出「熱帶地理」（tropical geography）的概念取代以種族為分類類別的殖民科學，來理解傳統文化與熱帶的自然環境，可以被視為是人地互動的一支。然而，Gourou的研究並沒有批判殖民計劃，甚至成為殖民政府的工具，但也因為他認為環境與文化是相互影響的觀點，打破了環境決定論，也成為支持現代化、發展計劃與甚至後殖民的論述工具 [11]。另一個可以觀察的方向是法國殖民時期的熱帶醫學，與英國熱帶醫學之間關聯是什麼？像是法國在橡膠林場也面臨該如何治理瘧疾，尋找病原的挑戰。
不過大多數的越南的環境史與科學史都是分析法國殖民政府或是越南的國家檔案，多是從國家的角度來分析環境的開發史。由於越南複雜的歷史與社會組成，當讀者在閱讀這些著作時，必須要注意著作討論的時空脈絡，像是越南湄公河三角洲與橡膠產業就會跟法屬交趾支那與越南共和國的政權為主，而北越的林業則會跟東京保護國與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政權為主。
全球大流行
在這個時刻寫下這篇筆記，不免想到為什麼越南可以在COVID-19 下，有很好的防疫表現？除了越南曾經有SARS的經驗之外，民眾有很好的防患意識之外，越南防治禽流感的經驗或許可能是讓政府面對傳染病，可以很快動起來的原因之一。（編按：至上稿當下，越南共有318人確診COVID-19，0人死亡）
2019年Porter 撰寫的多物種民族誌《病毒經濟：越南的禽流感實驗》（Viral Economies: Bird Flu Experiments in Vietnam），很深刻地記錄越南在2003年後，在與國際組織的合作下，開啟了禽流感監控計劃，短期內希望藉由替家禽施打疫苗的方式，來減少禽流感發生的機會。
然而，越南的禽流感監測計畫其實是充滿衝突的過程，像是越南政府會希望推動現代化、大規模工業化生產與特定雞種的產銷模式，來取代傳統小農的生產模式。在這之中農民因為經歷過社會主義的集體生產模式，對於政府推廣的「模範鴨」（model duck）或是工業區生產模式，都有許多遲疑。
一方面是對於集體生產模式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則是小農生產經常是仰賴家庭互助，如果將生產地移到特定工業區，也等同剝除了社會互助網絡。若將鴨隻圈住在一塊地上養殖，等同限縮鴨隻的活動範圍，也無法讓鴨隻幫忙清除稻米上的害蟲。在疫苗施打的過程中，公職獸醫一方面有中央與地方政府給予的業績壓力，以及不能爆發禽流感的要求；另一方面官方只提供有限的疫苗數量，該如何分配給農民，而且獸醫又要同時照顧其他動物，像是經濟單價較高的豬隻，也都會造成物種生命價值不均等的問題。因為動物不只是生命，也是商品，該將資源投資在誰身上，然後成本又該是由政府或農民負責，都還有許多爭論。
聽見越南人的聲音：寫作的視角
身為一位臺灣人一開始跟越南沒有任何關聯，就決定要來越南做研究。我最常問自己的問題是我這個外來人憑什麼來越南蒐集資料，然後寫越南人的故事。特別是當我在越南遇到法國研究者時，我心中更大的疑問是法國人來越南做（歷史）研究難道不會有問題嗎？像是殖民遺緒到底有沒有處理好？越南的解殖計畫完成了嗎？
我帶著這個問題問我在越南國立大學的同事，他給我的答案是：「歷史本來就是有很多觀點，如果聽聽外來人的觀點有什麼不好？」在另一次在胡志明市的博士生讀書會上，我提出類似的問題，我不曉得越南人會怎麼評價一位臺灣人來越南做研究，一位越南人類學博士生告訴我，人類學家馬凌諾斯基說到，人類學家應該要去「掌握在地人的觀點」（to grasp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但這句話裡面的觀點是單數。即使她自己是一位越南河內人，也無法代表所有越南人的觀點。這些答案解開了我許多疑問，當研究者身在田野裡去遭遇（encounter）不同的人，本身就是創作的過程。如果仔細閱讀上述作品，或是臺灣的越南研究著作 [12]，能夠發現，一份好的研究著作本來就是需要花很多年的時間，克服語言障礙、建立社會網絡，才能夠慢慢掌握越南社會的部分樣貌。
註解
Schwenkel, C. (2006). Recombinant history: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of memory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contemporary Vietnam. Cultural Anthropology, 21(1), 3–30.; Schwenkel, C. (2009). The American War in Contemporary Vietnam: Transnational Remembrance and Representation. Bloomington, IN, United State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這個現象我想到的是STS學者維貝·比克（Wiebe Bijker）與人類學家潘尼·哈維（Penny Harvey）與漢娜·克諾斯（Hannah Knox）關於腳踏車、道路與安全的研究：請見Bijker, W. E. (1995). Of Bicycles, Bakelites, and Bulbs: Toward a Theory of Sociotechnic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United States: MIT Press.；Harvey, P., &Knox, H. (2015). Roads: An Anthropology of Infrastructure and Expertise. Ithaca, United Stat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請見Harms, E. (2011). Saigon’s Edge: On the Margins of Ho Chi Minh City. Minnesota,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Harms, E. (2016). Luxury and Rubble: Civility and Dispossession in the New Saigon. Berkerley,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請見 Schwenkel, C. (2015). Spectacular infrastructure and its breakdown in socialist Vietnam. American Ethnologist, 42(3), 520–534. https://doi.org/10.1111/amet.12145
Robinson, J. (2006). Ordinary Cities: Between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United Kingdom: Routledge.
也可參考 Luong, H.V. (2006). Structure, Practice, and History: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Vietnam.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1(1–2), 371–409.
Schwenkel, C., &Leshkowich, A. M. (2012). How Is Neoliberalism Good to Think Vietnam? How Is Vietnam Good to Think Neoliberalism? Positions, 20(2), 379–401.
這裡提及的研究包括：Biggs, D. A. (2012). Quagmire: Nation-Building and Nature in the Mekong Delta. Seattl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Martini, E. A. (2012). Agent Orange: History, Sci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Uncertainty. Massachusetts,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Benedikter, S. (2014). Extending the Hydraulic Paradigm : Reunification , State Consolidation , and Water Control in the Vietnamese Mekong Delta after 1975.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3), 547–587. https://doi.org/10.1016/j.jfranklin.2014.10.018；McElwee, P. D. (2016). Forests Are Gold: Trees, People, and Environmental Rule in Vietnam. Seattl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Aso, M. (2018). Rubber and the Making of Vietnam: An Ecological History, 1897-1975. Chapel Hill, United States: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https://doi.org/1469637154
Lentz, C. C. (2019). Contested Territory: Dien Bien Phu and the Making of Northwest Vietnam. United Stat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新加坡熱帶地理學刊》（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曾在2005年發表特刊回顧法國熱帶地理學這支學派的發展：Bowd, G., &Clayton, D. (2005). French Tropical Geographies: Editors’ introduction.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26(3), 271–288. https://doi.org/10.1111/j.1467-9493.2005.00224.x
如：王宏仁 (2019) 全球生產壓力鏈：越南台商、工人與國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